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 文学生产与教育制度，二者的关系极为密切，这一点，谁也不会否认。相对于“科举与唐代文学”或“书院与宋明理学”来，现代大学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之间，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谈论“大学”与“文学”之间良好的互动，一般关注的是大学教育对于文学生产、风格流变、潮流兴替的影响①，本文则转而探讨作为文学想像的“大学校园生活”，如何投射着一个时代的思想变迁，滋润着当代大学生的校园生活，甚至制约着大学未来的进展方向。 一、大学历史与大学叙事 作为知识生产、人才培育、思想沟通的重要园地，学校本该成为文学家瞩目的中心。可实际上，古往今来，成功的“学堂叙事”，不仅数量不多，而且很难进入文学史视野。传统中国戏曲小说中，饱受颠簸之苦的读书人，最终不是高中状元，就是进士及第，此乃主人公命运转折的关键，也是推动情节进展的重要动力。至于此前的“十年寒窗”，则往往只在表现穷困的生活境遇上用力。或许是鲁迅的影响太大了，一说传统教育，很多人马上联想到的，是“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可实际上，两千年间，不说大儒讲学，即便塾师启蒙，也都是异彩纷呈的。很难想像，单靠迂腐的陈最良们，能支撑起传统中国的“师道尊严”。 关于私塾、书院以及科考，今人所有的、大都是负面的记忆，比如春香闹学，宝玉背书，马二先生操选政等。好不容易有了祝英台女扮男装入学读书的优美故事，可无论是最初的民间传说，还是日后改编成戏曲、电影，都把着重点放在“十八相送”或“化蝶”上。换句话说，即便谈及学堂，也都不把“学业”放在眼里。要不“功名”，要不“爱情”，正所谓“功夫在诗外”也。这就难怪，日后史家之描述千年书院，可供引述的，只有坚硬的学规、章程及若干“书院记”，而无鲜活的文学想像。 谈及“以诗证史”，历来颇多争议。可随着“叙事史学”的重新崛起，对史料的选择，以及对修辞功能的理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1]所谓“历史”与“文学”，并非过去想像的那样泾渭分明。撰写古代中国教育史，若有绚丽多姿的书院生活场面可供调遣，枯燥的历史叙述自然顿时生色。可惜的是，传统文学中的“学堂叙事”，没有给史家留下多少用武之地。晚清以降，随着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文学”成为一门值得专门经营的学问，“吟诗”不再仅仅局限于涵养性情②；再加上学生集体住宿，校园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大学文化”于是变得丰富多彩。一方面是大学教育调动了各种文学想像，直接促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