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基础理论第1页共145页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中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的一门科学，它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受到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阴阳五行学说的深刻影响，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和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急剧变化，政治、经济、文化都有显著发展，学术思想也日趋活跃。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我国现存的医学文献中最早的一部典籍——《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总结了春秋战国以前的医疗成就和治疗经验，确立了中医学的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基础。《黄帝内经》系统地阐述了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等问题，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其内容包括藏象、经络、病机、诊法、辨证、治则及针灸和汤液治疗等。它在阐述医学理论的同时，还对当时哲学领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阴阳、五行、气、天人关系、形神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它一方面用当代的先进哲学思想为指导，从而推动了医学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在医学科学发展的基础上，丰富和提高了哲学理论，把先秦以来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黄帝内经》中许多内容已大大超越了当时的世界水平。在形态学方面，关于人体骨骼、血脉的长度、内脏器官的大小和容量等的记载，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如食管与肠的比是1∶35，现代解剖是1∶37，两者非常接近。在血液循环方面，提出“心主身之血脉”(《素问·痿论》)的观点，认识到血液在脉管内是“流行不止，环周不休”(《素问·举痛论》)的。对动静脉也有一定的认识。以上这些认识比英国哈维氏在公元1628年(明崇祯元年)发现血液循环早一千多年。《难经》是一部与《黄帝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系秦越人所著，成书于汉之前，其内容十分丰富，包括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个方面，补充了《黄帝内经》的不足，与《黄帝内经》一样；成为后世指导临床实践的理论基础。两汉时期,中国医药学有了显著的进步和发展，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公元150～219年)在《内经》、《难经》等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前人的医学成就，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写成了《伤寒杂病论》，即后世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伤寒论》是中医学中成功地运用辨证论治的第一部专书，为辨证论治奠定了基础。《伤寒论》在《素问·热论》的基础上,确立了六经辨证论治的纲领，提出了六经(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的形证和分径辨证治疗的原则。《金匮要略》以脏腑的病机理论进行证候分证，记载了40多种疾病，262首方剂。它发展了《黄帝内经》的病因学说，提出：“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给后世三因学说以深刻的影响。总之，《伤寒论》、《金匮要略》，以六经辨证、脏腑辨证的方法对外感疾病和内伤杂病进行论治，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医基础理论第2页共145页在《内经》、《伤寒杂病论》的基础上，历代医家都从不同角度发展了祖国医学理论。如隋代巢元方等编著的《诸病源候论》，是中医学第一部病因病机证候学专书；宋代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在病因学方面提出了著名的“三因学说”；宋代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又开创了脏腑证治的先河。金元时期，更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丹溪，后人称为“金元四大家”。刘完素以火热立论，倡“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能生火”之说，用药以寒凉为主，后世称他为寒凉派。他的学术观点给温病学说的形成以很大的启示。张从正认为病由邪生，“邪去则正安”，攻邪祛病，以汗、吐、下为攻去病邪的三个主要方法，后世称他为攻下派。李杲提出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论点，治疗以补益脾胃为主，后世称他为补土派。朱丹溪倡“相火论”，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治病以滋阴降火为主，后世称他为养阴派。总之，刘、张、李、朱四家；其火热论、攻邪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