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造“杀手锏”技术与突破“卡脖子”技术策略研究在国际高端技术垄断竞争日益加剧、全球供应链技术链断裂、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突破更多“卡脖子”技术、掌握更多“杀手锏”技术意义重大。本文基于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突破性创新理论模式，为我国更好发挥制度优势、从根本上改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提供了参考。一、锻造“杀手锏”技术与突破“卡脖子”技术的战略意义在国际科技竞争环境瞬息万变和创新链断裂重组的新形势下，锻造“杀手锏”技术与突破“卡脖子”技术是对当前和未来中国技术发展的要求和部署。“杀手锏”技术是指技术主体在创新链前端或高级端掌握的“非对称性技术”（AsymmetricTechnology），也就是“我有你没有”或者技术壁垒大到对方不可以模仿更不可能超越，技术处于绝对优势的状态。“卡脖子”技术是指技术主体处于创新链中低端，在关键领域有明显“技术差距”（TechnologyGap），形成在基础产业和战略产业中的“阿喀琉斯之踵”。“杀手锏”技术是一国技术之长，“卡脖子”技术是一国技术之短。“杀手锏”技术和“卡脖子”技术出现的本质是技术积累、技术落差、创新能力和国家竞争等多种因素导致的全球性技术发展的不平衡。“杀手锏”技术和“卡脖子”技术，都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和基础性，事关一个国家的技术体系和产业发展在全球供应链创新链中的位置以及安全发展的大局。处于技术优势地位的国家倾向于拥有和保持更多“杀手锏”技术，处于技术劣势地位的国家则倾向于突破“卡脖子”技术。在技术生命周期中具有明显技术优势的国家，会选取积极研发迭代技术并延续技术优势的战略。在技术生命周期中具有一定技术能力的国家，会选取积极研发替代技术（或未来技术）并可能在下一个周期中胜出的战略。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目前大国技术竞争的现实图景，也是我国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发展面临的重大历史局面。二、锻造“杀手锏”技术与突破“卡脖子”技术的理论模型锻造“杀手锏”技术与突破“卡脖子”技术需要中国特色的突破性创新理论模式。我们认为，可以应用以政策为中轴、以技术与政府为双轮驱动、以技术与市场耦合为特征、以大中型骨干企业为主体的中国突破性创新的理论模式，即中国情境下的突破性创新P-TMO模型，P—政策（policy），T—技术（technology），M—市场（market）、O—组织（organization）。P-TMO模型的实证基础是中国典型的突破性创新的实践案例，即依据历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重大基础研究成果等统计出的30项代表性、突破性创新成果，进而遴选20位专家，根据李克特5级评分法，从“技术突破”“市场需求”“政府作用”和“企业组织”这四个方面，对30项突破性创新技术的影响程度进行打分评价。在此基础上，使用德尔菲法将专家赋值打分均值转换为该因素对创新成果的“贡献度”，如表1所示，对突破性创新影响最大的因素先后为“技术突破”（“贡献度”为31.5%）、“政府作用”（“贡献度”为29.0%）、“市场需求”（“贡献度”为22.8%）、“企业组织”（“贡献度”为16.7%）。从我国代表性的重大创新成果来看，“政府作用”对于推动技术创新影响非常显著。改革开放以来，“市场需求”对创新成果的“贡献度”呈现上升趋势，但是“政府作用”依然是上述重大创新成果取得突破的主要驱动力。如果说西方经典模型是“技术推动”和“需求拉动”，即“技术-市场双驱型”，那么在“中国情境”中，可以说是“技术驱动”和“政府推动”模式，即“技术-政府双驱型”。另一个与“市场需求”因素相关的是“企业组织”。从上述调查可以看出，“企业组织”在中国突出性创新中的作用比较有限。另外，西方突破性创新成果可以出现在大中小各类企业，中小企业的突破性创新能力较为突出；而在中国，突破性创新的行为主体基本上都是大型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结合P-TMO的理论模型，我们可以从新技术、大市场、多组织、强政策四个维度和它们之间的耦合互动关系中理解“中国情境”下突破性创新的发生机制，从而对我国科学技术的长远发展和战略转型作出更好的政策设计。“中国情境”是理解中国突破性创新的“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