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6理论与批评067美术与设计|FINEARTS&DESIGN2014_06康有为书法观念对梁启超之影响考辨张铁华（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49）[摘要]梁启超早年的书法观念主要体现在对颜、柳楷书的取舍以及对陶心云碑体楷书的认同等方面。在师从康有为之后，梁启超的书法观念深受其师的影响，尤其体现在对干禄书体的态度、学书当“上通篆、隶，导源六朝”以及“体兼碑帖”等方面。梁氏于书法一途既汲取康氏书论中的合理因素，又不为康氏的观点遮蔽望眼。从对梁启超书法观念之转变的剖析中，亦可折射出清末民初时期知识分子对于书法的不同体认。[关键词]康有为；梁启超；书法观念[中图分类号]J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675（2014）06-0066-06康有为书法观念对梁启超之影响考辨收稿日期：2014-08-11作者简介：张铁华（1974-），男，安徽无为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书法史论、书法美学。①梁启勋《高祖以下之家谱》，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②叶大焯《镜泉梁老先生庆寿序》，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二人不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在清末民初书坛，二人也颇有建树。康、梁书法风格差异很大，季惟斋《书史》提到梁启超：“作书全不以为然，而取法北朝隋唐，浑穆自高，气体亦能清肃，高过其师矣”[1]271。季氏所论梁启超“作书全不以为然”，如仅指康、梁书法风格而言，尚可成立，如兼指书法观念而言，则有失公允。丁文隽《书法精论》称赞梁启超书法“结字之谨严，笔力之险劲，风格之高古，远出邓石如、赵之谦、李瑞清诸家之上，康氏盛倡尊碑之说，得此高足，堪以自慰矣”[2]106-107。丁氏对梁启超书法的评价不无溢美之嫌，至于“康氏盛倡尊碑之说，得此高足，堪以自慰矣”则暗示了康、梁书法观念的传承关系。从梁启超书法观念的转变过程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年意在功名而练习馆阁体，对于科考之以楷法取士深感痛恶；中年时期受曾国藩著作的影响，效仿曾氏以习字作为修身的方便法门；晚年以学书为乐，注重习书过程之趣味的体验，并对现代书法美学有开创之功。检诸梁启超年谱以及康、梁往来书信等资料，可以发现在不同时期，梁启超曾多次向康有为请益书法。因此，研究梁启超的书法观念，不应忽视康有为对梁氏的影响。一、梁启超早年的书法观在考察康有为书法观念对梁启超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先对梁氏早年的书法观念作一梳理，以便通过对比，揭示梁启超在师从康有为之后，其书法观念所发生的转变。梁启超早年的书法观念主要体现在对颜、柳楷书的取舍以及对陶心云碑体楷书的认同等方面。1.喜颜恶柳梁启超早年的书法学习主要得益于家庭的影响，尤其是其祖父梁镜泉的指授。据梁启勋《高祖以下家谱》记载，梁启超的祖父梁镜泉“好学问，书法学柳公权，刚健婀娜似尤过之”①。梁镜泉“课诸孙也详而明”②，在诸孙之中，梁镜泉最喜梁启超。由此不难推测，梁启超早年习字必定得到过祖父梁镜泉的指授。从存世的梁启超在1894年为家乡茶坑村文昌阁所书七言对联来看，书风端正、拘谨，柳体特征明显，可以印证梁启超早年确实对柳体楷书下过工夫，而联系梁氏后来的有关论述来看，他其实对于书学柳体颇为反感。在1925年为《唐颜鲁公书<东方朔画像赞碑>》所写的题跋中，梁启超曾把颜、柳楷书的特点加以对比，对柳体不乏抨击之词：“若柳诚悬则露筋祠中偶像，无取焉耳。”[4]5323在一年后的1926年，梁启超在为清华学校教职员工书法研究会所做的演讲中，又把柳体列入初学书法最不宜模仿的四派之一：“（柳公权）这一派，干燥枯窘。本身虽好，学之不宜，我常说柳字好像四月的腊肠，好是好吃，只是咬不动。学他的人，一点不感乐趣。”[5]4949与对“干燥枯窘”的柳体印象不同的是，少年时期的梁启超对颜体楷书情有独钟，喜临《颜家庙碑》及《臧怀恪碑》。在1925年为《唐颜鲁公书<东方朔画像赞碑>》所写的题跋中，梁启超对颜体不吝赞词：“吾谓鲁公所独擅者，乃在肌理丰容，故虽苍劲横秋，却如魏征之妩媚……吾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