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也可以这样学评民国时的文言文教材——《开明文言读本》这个周末，在旧书店淘到一本好书：《文言读本》（以下简称《读本》）。编者的名头很响：朱自清、叶圣陶、吕叔湘。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的版本，九成品相，装帧朴实，摸在手里很舒服。文言文的选本，今人古人的我都有一些，放在床头翻翻已经足够，还愿意为之掏钱，并非买书癖发作的缘故。到80年代，编者之一的朱自清先生已经故去30多年，这个选本还挂着他的名字，自然会有民国的痕迹，其他两位编者，也是大师级的老学者。民国、老辈子的腕儿，足够让人动心了。这是一本为中学生编写的文言文教材，底本是民国39年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文言读本》。中国青年报社高级记者、总编辑业务助理张建伟就是《开明文言读本》的受益者之一，他说：“‘文革’砸烂‘封、资、修’，古文属‘封’，书店里不准卖，课堂上不准讲，我如今能有点文言知识，创作时能写点古人言语，皆拜这套《开明文言读本》所赐。”作家叶兆言更说：“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哪位中学语文教师，竟然未读过他（吕叔湘）的《开明文言读本•导言》？”孤陋如我，真是惭愧，庆幸自己没有省这几块钱。书是繁体竖排的版式。目的是“为了使读者逐渐熟悉繁体字，以后读古书的时候不至于感觉困难”，好像为了给繁体竖排找个理由，前言里还特意说明“有了简体字以后排印的古书用繁体字的也很多”。到了今天——又过了近三十年——给小孩子看的书，繁体竖排的更是见不到了。说到繁体，这本旧书里夹的一个小文物很有意思。这是一张1968年“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党员干部大会入场券”。原文就是这样，至于到底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大会，还是中央举办的大会，谁也弄不清楚。抬头照例有最高指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底下是时间、地点以及“每卷一人，不准转让，列队入场”的提示，其中“们、论、马”三个字是繁体，其他是简体。还有个“场”字更有意思，露脸三次，次次不同，通行简体、繁体和第二批简体都出来了。从别扭的文法到混乱的字体，这张两指宽的小纸条清楚地告诉人们，它真是“文化革命”的绝好标本。《开明文言读本》是当年开明书店汇集一些名家编印的系列国文教材中的一套，原计划出六本，实际只出三本，我买的就是这已出的三本缩编之后的本子。可惜我没有建国前的原本，不知道缩编了哪些课文。80年代初出这个缩编本，并不是后死者缅怀故人之举，而是因为建国三十年了，居然“还缺少性质相同的书可以代替”。我在网上找到一篇文章，对《开明文言读本》有这么一段评价：“惜先生（叶圣陶）受当时的大众语运动影响过深，未能由语言文字的自觉而进于文化的自觉。…….缺少了文化的自觉，即便是让文言文教育在白话文教育之外自成一系，也是难以为继的。这大概是开明读本终不为当局所取的原因之一吧。”（于述胜，刘继青：《课程改革应保持必要的文化张力》）这篇文章鼓吹“把中国文化经典以完整的文化表象、具有连续性和系统性地纳入现代课程，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综合课程”，很有点意思，但它对《开明文言读本》的批评，我不能苟同。这里的当局，当指建国以后的政府，民国时代并没有统一教材的硬性要求，当时中学里很多高手教师都是自编讲义。我没有专门研究过语言学史，对大众语运动与语言教育的关系不甚了然，但因为读书和工作的缘故，官方的中学文言教材和教法时都亲密接触过，那些东西显然更谈不上什么文化的自觉，还是表面上吸纳一切，实际上隔离一切的抽象知识的堆砌，内在精神和文化价值日益贫瘠。粗略对比一下就明白了。《读本》开篇是吕叔湘先生长达三万字的《导言》，用的就是底本的《导言》，分别谈了“文言的性质”“语音”“词汇”“语法”“虚字”五个方面的问题。这都是专业性很强的问题，但读来一点儿也不枯燥。比如他说文言和语体的分别，简单的标准是：“能用耳朵听得懂的是语体，非用眼睛看不能懂的是文言。”在解释为什么其他民族很少有类似我们的“文言”时，他没有用诸如“表音、表意文字”这样的术语，而是用大白话加举例子的方式来说明汉字本身的特点导致了“文言”的产生。接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