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土文獻與古代文學的關係：在我国，出土文献的材料很多，如甲骨文、曾侯乙钟、玉器、青铜器、石鼓文、楚帛画、秦石刻、壁画、陶瓷、汉简、汉画像石（砖）等都属于出土文献。近十年，公之于众的出土文献的数量也惊人，其中最重要的有湖南湘西的里耶秦简（1万余枚）、湖南长沙走马楼的三国吴简（一次出土就多达10万余枚）及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图书馆的战国简（2388枚），上博简。这些都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资料。1925年王國維曾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中說：“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有孔子壁中書出，而後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古器出，而後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惟晉時汲冢竹簡出土後，即繼以永嘉之亂，故其結果不甚著。然同時杜元凱註《左傳》，稍後郭璞註《山海經》，已用其說；而《紀年》所記禹、益、伊尹事，至今成為歷史上之問題。然則中國紙上之學問賴於地下之學問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現有三：壹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冢書；三則今之殷虛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此四者之壹已足當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發現之金石書籍，於學術之大有關系者，尚不與焉。故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見時代’，自來未有能比者也。”近几十年，随着考古事业的大发展，大量的出土文献震惊了当今学术界。运用新出土的文献材料，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来说，其意义不容置疑。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先秦诗歌。学者大多利用出土文献对《诗经》《楚辞》进行了校读、训诂、考论等。二出土文献對《诗经》研究的意義：2001年以来《诗经》的研究论文，发现篇名直接含“出土文献”的论文就有8篇，至于运用出土文献研究《诗经》的其他论文，难计其数。⑴李春艳、时世平《出土文献对〈诗经〉训诂的作用》重述了出土文献对《诗经》训诂的证、正、增、辨四个方面的作用，并提出了出土文献对训诂实践的五个启示：一是依据故训，不轻改旧说；二是尊重本文，不轻信假借；三是通晓语法，往复求通；四是古代社会生活与古代文献互相发明；五是实是求是，不钻牛角尖。⑵夏传才《〈诗经〉出土文献和古籍整理》一文详细介绍了20世纪与《诗经》有关的考古新发现以及《诗经》的古籍整理研究（古籍善本重印、校勘、标点、辨伪、辑佚、汇编等）⑶刘冬颖《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平议》一文认为出土文献对《诗经》研究的意义是多方面的，论述了出土文献对今本《诗经》考释的补充、出土文献对早期儒家论《诗经》风貌的展示、出土文献对《诗经》与礼乐关系的印证、出土文献对《诗经》研究史的丰富。⑷李春艳、时世平《出土文献与二重证据法——兼论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认为，考古发现的“地下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互证互补的二重证据法已蔚然成风，开创了《诗经》注解训诂的新局面。二重证据法的出现完全适应了资料来源的变化和时代发展对学术研究的新要求，丰富了研究手段和方法，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⑸陆锡兴《〈诗经〉异文研究》运用出土材料，辨析《诗经》的异文（文字差异），认为《诗经》异文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其研究意义是多方面的。⑸胡厚宣《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说:“中国古典之学,如所谓经史子书,因为古今词句语法的不同,和几千年辗转传抄的错误,有很多的地方,我们已经难懂,惟有甲骨文,尚据以比勘。有所谓`新证'之学,如所谓古史新证、古籍新证、群经新证,诸子之新证等,都是根据甲骨金文等直接资料以印合古书的例证。”运用甲骨文研究《诗经》的著名学者和名著,除王国维、郭沫若,现代学者的《诗经》注释,闻一多《诗经通义》、陈子展《诗经直解》、高亨《诗经今注》等十多种注本,大多注意利用已考释出的甲骨文资料。成就最为突出,成果最为集中的著作,当属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三研究方法出土文献材料用于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也影响着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目前，利用出土文献研究古代文学的方法主要有文献学方法、二重证据法。文献学方法主要对文本的鉴别、训诂、注释等。这种方法被普遍运用于古代文学研究。（拓展）比如：古典文学基本资料的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