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子弹氢弹之父邓稼先是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主攻手，多年来，他为我国的国防事业默默地工作着，不计名利，堪称典范。学成归国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北京，他的父亲邓以蜇从事艺术美学研究，执教于清华大学哲学系。邓稼先从小就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家庭的熏陶为他以后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邓稼先儿童时期由于家与杨振宁家相邻，所以两个年龄相近的孩子经常在一起玩耍，情同手足。杨振宁早两年进入中学，他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是个老师和同学都喜欢的“机灵鬼”，邓稼先同样很聪明，但性格较为沉稳，待人忠实厚道，真诚可靠。这两个朋友在一起，互相珍视对方的优点，并看作自己性格的补充。在课余时间，两个人常常形影不离，或是趴在地上玩弹球，或是在墙边以手代拍，模仿壁球游戏，或是在一起谈天说地。两个好朋友当时或许并没有想到，他们一生研究的课题都是探索微观物理世界的奥秘，而且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杨振宁荣获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而邓稼先则成为了中国原子弹、氢弹之父。1941年，邓稼先考入了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在这里他步入了神圣的物理世界之门，从此开始了在物理世界的遨游。从西南联大毕业后，邓稼先到北京大学当了助教。194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留美研究生，到美国进行深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核物理成为世界性的热门学科。邓稼先意识到，掌握好这个学科是到达科学前沿的必经之道，所以他选择了粒子物理方面的研究作博士论文。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之后，邓稼先的心情再也平静不下来了，他决定学成后归国报效祖国。1950年8月20日，邓稼先仅用两年的时间便获得了博士学位。1950年8月29日，他毅然冲破美国的重重阻挠，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踏上了归国的路程。回国后，邓稼先参加了正在进行的创建中国近代物理所工作。他在祖国的怀抱中迅速地成长，被聘为年轻的研究员，并在1956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当重任1958年的一天，邓稼先意外地得到一张京剧戏票，送票的同志悄声告诉他钱三强所长要和他聊一聊，邓稼先想不到，这一聊竟会决定他三分之二的生命路程，一副历史的重担压在了他还显稚嫩的肩膀上：他被选为研究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主攻手。此后，邓稼先的名字从公开出版物上消失了，群众性的场合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许多亲朋好友都无法寻觅他的踪迹，甚至连他的妻子也不清楚他的具体去向，只知道他在执行一项异常重要的任务。除邓稼先外，上级还从几所名牌大学里调来20多个应届毕业生，共同组织研究队伍，他们在邓稼先的带领下，开始了艰难的工作。当时正值全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饥荒遍及全国，邓稼先他们也不例外，有时连饭也不能保证，夜晚还得加班加点工作，肚子饿了，他们就用酱油充饥。生活上的苦还好克服，苦在科技攻关上。因为没有世界一流的科学家直接参加，也没有国际专家指点，有的只是青年人的朝气蓬勃、执著追求。没有充足的资料，邓稼先就费尽心机地搞到了三本俄文原版书，柯朗特的《超音速与冲击波》，泽尔多维奇的《爆震物理》和戴维森的《中子输出原理》，然而这支队伍中除了邓稼先之外都没有学过核物理，幸好都有俄文基础，因此不得不采取边读边译边讨论的方式。大家围着长桌，逐章逐节地读，读一句，译一句，为译得准确，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译文的句式，直到弄清楚原文的意思为止。邓稼先除了带领大家读书译书外，还要讲课、备课，为同事们指出正确的研究途径。他睡觉睡得很少，常常是讲完课，站在黑板前就打起瞌睡来。如此这般，像吃烤苞米，一粒一粒地嚼，吃过寒冬，到了春节，他们终于消化了这些书。在他们的心里，也多出了几双慧眼，隐约辨识出了通往核武器库秘宫的通道。接下来的却是最为困难的数据计算，当时的计算机是每秒仅百次的乌拉尔，还得用手摇，算个除法，得分几步走，要是算个开方，还要查巴罗表。八个小时算，八个小时捉摸方案，一个月才能算出一个结果。大冷天里，手冻肿了，击键不便，肚子饿了，难转摇把，不得不趁做工间操时，跑到附近的邮电所里抱煤炉取暖。由于只有一台手摇式计算机和一台电动计算机，不得不三班倒，上机轮空的，邓稼先就让他们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