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上海市卢湾区五里桥街道的社区“增肥”改革1上海是改革开放较早的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与完善，引起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单位制的逐渐解体和社会政治经济等形势的日益复杂，使得社区在城市基层管理中的地位逐渐显现，成为城市基层管理的重点。从1996年开始，上海开展社区建设与管理试点，并于1999年形成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模式——上海模式。其中，“两级政府”指市政府、区政府，“三级管理”指市级、区级和街道办事处三个管理层级，“四级网络”指居民委员会组织。而在这些探索中，卢湾区五里桥街道的做法最为典型，该街道按照“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要求，形成了“以块为主、以条为辅、条块结合”的管理机制和三个层面的组织管理系统——领导系统、执行系统和支持系统。（1）社区管理领导系统：街道办事处+城区管理委员会。在“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下，街道办事处成为一级管理实体的地位得到明确。随着权力下放，街道办事处具有以下权限：部分城区规划的参与权、分级管理权、综合协调权、属地管理权。街道办事处成为街道行政权力的中心，“以块为主、条块结合”。与此同时，为有效克服“各块分割”，建立由街道办事处牵头，派出所、房管所、环卫所、工商所、街道医院、房管办、市容监察分队等单位参加的城区管理委员会。城区管理委员会定期召开例会，商量、协调、督查城区管理和社区建设的各种事项，制定社区发展规划。城区管理委员会作为“条”与“块”之间的中介，发挥着重要的行政协调功能，使“条”的专业管理与“块”的综合管理形成了有机的整体合力。（2）社区管理执行系统：四个工作委员会。上海模式在街道内设定了四个委员会：市政管理委员会、社区发展委员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见图3—1）。具体分工是：市政管理委员会负责市容卫生、市政建设、环境保护、除害灭病、卫生防疫、城市绿化；社区发展委员会负责社会保障、社1参见汪大海等：《社区管理（第二版）》，288～290页；王振华、陈怡：《“三三制”——上海市卢湾区社区管理模式的新探索》，载《党政论坛》，2003（11）；桑玉成等：《从五里桥经验看城市社区管理的体制建设》，载《政治学研究》，1999（2）；潘小娟：《中国基层社会重构——社区治理研究》，75～84页，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丁茂站：《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研究》，116～122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王青山、刘继同：《中国社区建设模式研究》，127～13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彭勃：《路径依赖与治理选择：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变革》，226～228页，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侯伊莎主编：《透视“盐田模式”——社区从管理到治理体制》，16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区福利、社区服务、社区教育、社区文化、计划生育、劳动就业、粮籍管理等与社区发展有关的工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负责社会治安与司法行政；财政经济委员会对街道财政预决算负责，对街道内经济进行工商、物价、税收方面的行政管理，扶持和引导街道经济。以街道为中心组建委员会的组织创新，把相关部门和单位包容进来，使得街道在对日常事务的处理和协调中有了有形的依托。图3—1上海市社区管理执行系统组织结构图街道办事处办公室财政经济委员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市政委员会社区发展委员会市政科、卫生科规划办、市容监察分队、房管所、环卫所、园林局、地段医院等民政科、教育科、计生办劳务所、粮管所、老龄委、残联、社区服务中心等司法科、综合治理办公室派出所、巡逻中队、司法所、消防队等经济科、财税办、经济开发办工商所、物价所、税务所、审计所等（3）社区管理支持系统：辖区内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居民群众及其自治性组织。社区管理支持系统由辖区内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居民群众及其自治性组织构成（见图3—2），它们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如社区委员会、社区事务咨询会、协调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对社区管理提供有效的支持。上海模式还将居民委员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纳入“四级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