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文化要义》疏要lzl《中国文化要义》疏要（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廖**）前言：自鸦片战争始，国人日益意识到中国的落后，积极学习西方文化，并且发觉西洋之社会弊病，故既有民族虚无主义，又有新儒家，一时百家争鸣。然则辜鸿铭《中国妇女》之巧辩、李宗吾《厚黑学》之揶揄、周豫才《野草》之悲愤云云皆不若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之醍醐灌顶。《要义》一书句句玑珠，纷繁交错，逐章介绍不能抚顺行文脉络，故朔因导果失其顺序参入笔者见解整理读书笔记如下，以便日后温故或启未阅者。自清末西风东渐以来，研究中国文化的著作已是汗牛充栋，然其文化概念过于狭义，往往是就文化层面诠释文化，以思想、礼俗、教育等为研究对象。《中国文化要义》一书采用广义的文化概念，指出：“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进而划取自秦汉始未受现代西方文化影响之固有者为中国文化，特就其社会人生来讨论。作者跳出狭义文化进而指出社会构造是为文化要领，“一时一地之社会构造，实即其时其地全部文化之骨干；此外都不过是皮肉附丽于骨干的”，通过深入分析社会构造来阐释社会人生。然而国人长期浸泡于此社会构造，反倒摸不清头脑，通过与西方社会构造进行比较，则中国社会构造便可昭然若揭。可见，作者的研究思路的前提是中西文化构造必须有其异质性。因而，书中批评了“独系演进论”的武断与粗陋，指出人类历史文化进程的“殊途同归”（恰似马克思的历史多线理论）。即：早期受自然限制极大同构型较强；随后因其环境文化各异民族个性渐显，发展道路旁逸斜出；而后世界交通与信息的便捷带来文化的融合，出现世界文化。作者提出，中西社会构造的差异始于宗法制度消亡之后，而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西洋以宗教若基督教者作中心；中国却以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作中心。后此两方社会构造演化不同，悉决于此。”中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表现为：中国社会伦理本位职业分途；西方社会个人本位，阶级对立。一、伦理本位与个人本位宗法制度消亡后西方基督教开出超家庭的团体组织，进而集团生活偏胜。集团生活指具备超过家庭的有限范围和中枢机关对成员有约束力的组织。基督教要求一神论与兼爱同仁，它打破家族小群体组建教会，建立了集团生活，而宗教的政治化使得集团生活内部之统制过强且集团间斗争频繁激烈，集团纷争成了锻炼集团生活的绝佳机会。其外，欧洲中古的农业、工商业等皆是集团生活，城市自治体更是集团生活的集中体现。集团生活中个人与团体是为两个实体，两者存在利益矛盾，在西方表现为个人本位（在苏联表现为社会本位，一战后社会本位有所回归）。宗法制度消亡后，中国文化以周孔教化为中心而非宗教。周孔教化的非宗教性在于其即不谈生死鬼神又反对迷信不树立权威（生死鬼神观与教义权威是宗教的基本要素）。中国本土道教与外来佛教、景教（即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虽其组织超越家庭范围，然而上诸宗教与儒家有抵触不得不自行修饰（必须表示对周孔之敬意）并且归属于亚文化。外来宗教之兼容并蓄没有纷争实则体现中国文化中宗教并不受关注。较之西方，中国则缺乏集团生活，进而家庭生活偏胜。孔子以家庭生活为本，对宗法文化进行了两项改造。①祭天祀祖原是一宗教，孔子化之为周孔教化的礼仪，“所有祭祀丧葬各礼文仪式，只是诗，只是艺术，而不复是宗教”。②以古宗法古封建的伦理名分为蓝本，供世人建设性地以伦理代封建。进而孔子用两种手段替代宗教的社会整合功能：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设为礼乐揖让以涵养理性（“乐礼设施之眼目，盖在清明安和四字，亦以之点出、形容理性”，去除非理性的愚蔽偏执之情强暴冲动之气。）。“宗教上原是奉行神的教诫，不出于人的制作，其标准为外在的，呆定的，绝对的。孔子教人所行之礼，则是人行其自己应行之事，斟酌于人情之所宜，其标准在内，是活动的。”周礼教化是道德的依傍，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体现了理性精神。故中国文化以伦理组织社会，即伦理本位。伦理关系即是情谊与义务关系，亲情是最基本而天然的关系，故伦理首重家庭，并比拟家庭关系推广放大到各类人际关系，“全社会之人，不期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