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诗歌审美传统差异比较 一、“诗”与“poem” 中西方诗歌根本的差异大概源于“诗”与“poem”的区别。中国古代对“诗”的经典论述是“诗言志”，而在西方，根据“poem”一词的希腊词源，我们得到“poem is something made”（诗是某种制作）的说法。[1]（26）虽然我们最终将“诗”译成了“poem”，但是“诗”的内涵仍然不是像做一双草鞋或一张桌子那样的“制作”，它的定义在其本质上是与人的思想相联系的，绝不仅仅代表着一种手艺活儿。 “„poem‟与„诗‟在定义上的这一差异产生了严重后果：它影响到中西传统怎样理解和讲授人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而且它也影响到诗人在这两个传统中的表现。”[1]（26）在西方传统中，作者们将文本作为“制作”之文，将其看为作者的意志对象，它和作者的关系仅仅是制作与被制作的主客关系。即使在浪漫主义浪潮之后，大量的西方写作者开始向类似“诗”的“poetry”写作靠拢，但他们在观念中永远也抹不去诸如“面具”、“角色”、“距离”等与艺术控制相关的名词。在中国的传统中，当我们将文本看作用以“言志”或者“缘情”的“诗”时，作者的技艺就不是决定性因素了，作者不能像西方文论中的诗人那样宣称他对自己的文本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因为“诗”不是作者的“客体”，“文如其人”，“诗”就是作者本人内心本性的外在显现。[1] “诗”不仅不完全是“poem”，将中国诗歌的非史诗、非叙事传统简单归入西方的“lyric”（抒情诗）概念中也是不合适的。因为在西方，不论“poem”、“poetry”还是“lyric”，其观念本身都没有暗含着“诗是人内心的东西”这一主题，它们都仅仅作为一种技艺存在，标志着作者身上的某种天才能力，而非作者本人。 不仅“诗”和“poem”具有内涵上的巨大差异。“作诗”的“作”字与西方的“fiction”（虚构）、“creation”（创造）等也不可混为一谈。“动词„作‟被普遍用于文学创作始自汉代或更早。„作‟的早期意思与古圣人以及„经‟的形成有关”[1]（80），古代圣人的“作”，是“把世界的运作方式放入语言之中”。[1]（81）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情节的制作者”相比，“作”“更接近经验层面”。[1]（81）“亚里士多德的制作者根据故事„应该的样子‟来重写故事；而圣人式的作者所系统表达的既有事物应该的样子也有事物历史上实际的样子。”[1]（81）虽然中西方这些上古概念在后来的历史演进中其内涵都被弱化和泛化，但其源头的差异却决定了这些概念即使在东西方已经知己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