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收集整理仅供参考学习喧哗里落寞孤寂中陶然《隔膜》作为叶圣陶的早期作品迥异于其后期的创作。众所周知，作为“文学研究会 ”的缔造者之一，叶圣陶的小说带有浓厚的“为人生 ”色彩，试看他的几部名篇《倪焕之》 《潘先生在难中》《多收了三五斗》《饭》等，均体现了对社会的强烈关注。和文学研究会的其他成员如鲁迅、沈雁冰、王统照等人一样，叶圣陶是将文学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工作来做的。鲁迅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讲到：“说到 ‘为什么 ’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 ’，以为必须是 ‘为人生 ’，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在文学研究会创建者们的心目中，文学应有它切实的功用，而绝不能作为服务于有闲阶层的消遣品。刻画人生改良人生成为创作的第一要义，所以叶圣陶急切地关注着社会问题，当仁不让地汇入早期“社会问题小说 ”的创作队伍中，并成为 “其中成熟最快且最有代表性的一位”。文学成为他们手中的枪与剑，成为他们热切关注人生的一种方式。下层社会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城镇小市民、知识分子是叶圣陶擅长描写的对象，解放妇女为她们争取“人”的地位与权利，改造国民性，教育问题等等都是他用文学观照的对象。然而《隔膜》是不同的。正如一生都在用文学战斗的鲁迅，除了大量高声呐喊的论战檄文，除了纵横天地说古论今的杂文，除了寓意深刻的《故事新编》，他还有《野草》。《野草》里那些令人费解的修辞与意象，那些不合乎逻辑的语法句式，那些不可捉摸匪夷所思的思想碎片，都是读者不可解的。然而作者似乎并不在意读者的判断力与接受力，他只是任意地写下去。《隔膜》之于叶圣陶正如《野草》之于鲁迅，它们都是“独语体 ”的，越过社会，越过众人，也越过自己显而易见的风格，退回到隐秘的内心深处，不求反响，不求共鸣，不求为人所知。他们只是要单纯地记录那些困扰自己纠缠不清的思绪，让它从笔端滴落留驻纸上，作为曾经有过的记忆。阅读《隔膜》 ，除却那稍稍带有时代特征的“蓄音片 ”“令郎 ”“作揖 ”等语词外，我们看不出它所叙述的情境离我们的遥远。相反，拨开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历史烟云，我们似乎能够轻易走入作家的心底，轻车熟路地洞悉其心境以及他所要表达的情感，我们与他之间的同感并未因为创作时代的久远而消弭。因为那种相似的感同身受的苦恼与迷茫同样曾纠缠过我们每一个人。 《隔膜》的感觉与我们是相通的，这便是它历经八十多年仍能打动读者的深层原因。文章不长，几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