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关北京六个世遗景点门票价格准备调价的新闻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吸引了全国很多人关注的目光。专门为此举办的调价听证会也颇遭人诟病，因为参加听证会的全部 21 名代表，在调价问题这个大方向上取得了一致意见，然而这样的听证会“民意”却与公众的观点大不相同。 这一结果的出现，也恰恰反映了目前在我国听证会制度上存在的漏洞，可以说它绝不是孤例，而是听证会制度现实境况的一个缩影。关于如何破解这种听证会上的“民意”与社会整体的民意大相径庭甚至违背的现象，《新京报》12 月 6 日为此特别配发社论，在评论员文章中指出必须要尽快完善听证会代表的筛选程序；同时要从制度和程序上避免代表被“收买”现象的发生。对于这两点补救措施，笔者完全赞同。不过在这两点以外，我以为还有一点不能忽视，那就是当前必须尽快完善听证会的意见听取和反馈机制，增强听证会在决策中的效力。 在近年来举行的多次听证会上（尤其是关于调整价格的听证会），我们可以见到代表们慷慨激昂的陈词和闪烁着智慧和理性光芒的真知灼见，也可以看到有关部门的认真态度。但是，听证会结束后，很多听证会上的讨论对象，该涨的依然在涨，事前的听证会对于涨价的结果没有丝毫的制衡协调作用。以致于有人从此得出“逢听证会必涨”的道理，这也算是一语中地的道破天机吧。因而，强化听证会在价格调整中的作用效力是摆在听证会制度面前的一个较为紧迫的任务。应该通过相关的制度建设，使听证会摆脱更多的“走秀”色彩，增强其对于价格调整结果的牵制力。要让听证会上各方的意见在行政部门和垄断企业的决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意见不再只是可有可无的停留在纸面上的“符号”。同时要建立听证会后的意见反馈机制，把最后做出决策的理由和不认同一些代表意见的理由，通过书面材料的形式向全社会公布，这类似于人大会和政协中的对于代表议案办理情况的答复机制。 只有这样，才能使决策更趋于合理、公正，也才能使听证会和决策两个过程得以有效的整合。否则听证会上代表发言是一种程序，而听证会后的决策得出却又走的是另一套程序，这种“他听他的，我干我的”的思想很难使听证会发挥其伸张民意的作用，从而只能是背离听证会设置的原初目的。这样的听证会能否“一路走好”就很值得人们担忧了，即使继续举行，也不过是沦为人们心知肚明，用来博取大众一笑的“形象秀”了。其公信力却是早已失去了的。因而，用制度规定来增强听证会在民主决策中的作用大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