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北京人》学习指导一、曹禺戏剧创作的最高成就：《北京人》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战争环境中，中国文坛上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批由知名作家创作的具有文化探讨性质的作品，其中，现在已经被人们视为“名著”的就有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憩园》、《寒夜》和曹禺的《北京人》，以及萧红的《呼兰河传》等。这些作品在面世的当时都没有完全得到主流文坛的认同，有的作品还在很长时间内一直遭到批评和冷遇。虽然曹禺对中国话剧的贡献早已得到了文坛内外的公认，但曹禺的作品仿佛总是伴随着不同意见而诞生的，《雷雨》如此，《日出》如此，《原野》也是如此。然而，曹禺研究专家田本相却告诉我们：“在曹禺的剧作中，恐怕再没有比《北京人》受到误解的批评更多了。这些误解的批评意见涉及对作家创作思想、艺术风格、基调的准确理解和评价有些意见在抗战期间就有影响，而在全国解放后还在若干文学史著作中流传着。”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北京人》的创作与时代精神的不符。虽然曹禺在写《北京人》时，比《雷雨》、《日出》更具批判精神，正如作者在《曹禺选集·后记》中说的：“写《北京人》时，我的诅咒比较明确些了，那种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是早晚要进棺材的！他们在争抢着寿木。而这个人世，需要更新的血液和生命。”但是，当曹禺在刚刚创作了反映抗战生活的《蜕变》之后，一下子又回到他开始话剧创作时的封建大家庭的旧题材的时候；当郭沫若连续写出了《屈原》、《虎符》、《高渐离》等“战国史剧”，阳翰笙、欧阳予倩、陈白尘等分别写出了《天国春秋》、《忠王李秀成》、《大渡河》等“太平天国史剧”等一大批借古讽今的醒世之作的时候；当大家都盼望着曾给中国话剧带来殊荣的剧坛高手曹禺，能更深刻更尖锐地揭示出社会现实的根本矛盾的时候，盼来的却是一部与抗战现实几乎无关的作品，其失望之情可想而知。因此人们将《北京人》看成是作者“于失望之余，悲哀心情的表现”，批评他“转换了方向”“唱起了他悲哀的旧调”等等，既可看作是时代的要求，也可以看作是时代的局限。当时，乃至在那以后的几十年里，人们很难清楚地认识到，《北京人》以及这前后出现的《四世同堂》、《憩园》、《寒夜》和《呼兰河传》等作品，同样是对现实生活的历史反思，是从民族传统文化的视角对民族性格的剖析和批判，也是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批判“国民性”主题的继续。即使当时有人认识到了文学的这种文化批判功能，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