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五 现代中国文化与科技一、文化事业的曲折发展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原为克服教条主义倾向 今年是“双百”方针提出 50 周年。1956 年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第一年，也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思想极为活跃的一年。为了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们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设想。1956 年 4 月 28 日，旨在繁荣我国文学艺术和推进学术研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就是这种探索的重要内容。 建国后头几年，中国不但在经济建设领域，就是在意识形态甚至自然科学方面，都全方位向苏联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教条主义的倾向，有的甚至教条到滑稽可笑的地步。 据陆定一回忆说：“曾经一位当过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的老同志，知道了苏联的巴甫洛夫学说之后，要改造中国的医学。他说：‘中医是封建医，西医（以细胞病理学者微尔和的学说为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我想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当然就应该反对中医和西医，取消一切现在的医院，靠巴甫洛夫的药（只有一种药，就是把兴奋剂和抑制剂混合起来，叫‘巴甫洛夫液’）来包治百病。”当时人们对苏联盲目崇拜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怎样才能克服学术研究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毛泽东给学术界提出的方案是：“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至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在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可以开展“百家争鸣”，那是在1956 年 2 月。在这个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陆定一汇报了当时学术界的情况，并谈到学术研究中存在着抬高某一学派压制另一学派的倾向。在这个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在科学工作中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这次会议的情况，陆定一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谈得十分简略，相关的档案材料也未见公布。不过，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此时作出科学研究应当开展“百家争鸣”的决定，大致是有依据的。因为同一月发生的另一件事，可以与此互为印证。 这年 2 月 1 日，中宣部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他们接到广州中山大学的反映，有一位在中国讲学的苏联学者，在访问孙中山的故居时，向陪同人员谈起，他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先生世界观的论点有不同的看法。中宣部认为，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的威信”，请示中共中央是否有必要将此事向苏联方面反映。2 月 19 日，毛泽东批示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