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页共14页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30页共14页贞观时期儒家文学观重建刍议聂永华由先秦儒家发轫的诗教说，经过汉儒从时代政治角度胶着考释诗意的发展，产生了风雅正变的政治文学观。这样在使文学保持对社会生活的热忱的同时，也使作为人类心理——情感表现的审美创造被扭变成了国家治乱兴衰的“晴雨表”。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和思想体系的稳定性，这种政治与文学敏感对应的“审音知政”文学观就成了考察文学的恒久不变的视角，历代统治者无不借用这副古老的盔甲作为经邦治国的思想武器，把文学纳入其思想体系之中。唐初统治者亦不例外。在贞观时期为了“多识前古，贻鉴将来”[1][1]而修撰的一批近代史书的总体框架中[2][2]，文学是其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在有关传论中比较系统地评述了从远古到陈隋的文学演变史。他们在对崇圣尚质儒家文学观和有关教化的政治文学观的自觉认同中，对近代文学（按：指魏晋南北朝文学，下同）尤其是“宫体诗”兴起以来的文学现象展开了异口同声的批判，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他们对未来文学的宏观构想。贞观时期这场声势浩大的儒家文学观重建运动，以其积极性和局限性，对贞观宫廷诗风的生成产生影响。一汉儒开创的“风雅正变”诗教观，虽然标举颂美和乐之“正声”与怨刺哀思之“变声”，但显然是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3][3]的温柔敦厚原则为祈向，安乐中和因与太平治世相取系而得到了特别推崇，因此，文学也就成了“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移风俗”（《毛诗序》）的工具，并由此建立起一整套有明确价值标准的批评话语系统。然而东汉以来的持续动乱，魏晋玄学的勃兴,儒家文学观受到了冲击，“诗缘情”[4][4]审美文学观更是对“诗言志”功利文学观的有力挑战，文学走上了表达个人情志的轨道。文学观念的更新引发了艺术文化形态的嬗变，文学的审美特质得以空前张扬。然而，南朝后期“宫体诗”淫亵卑弱的格调，使诗歌情性的发抒走入了歧途；“赏好异情而意制相诡”[5][5]的“新变”，又使艺术表现朝着文浮于质乃至以文灭质的方向发展。因此，从历史和逻辑来看，随之而来的反拔都是势所必然的。刚刚一统南北的贞观君臣，在着手新王朝的礼乐建设时，文学观念的重建也理所当然的摆上了议事日程，他们以高度的理性自觉进行着儒家文学观的重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儒家文学观的宣传运动。长期以来，学界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唐初统治者在文化上采取了宽松灵活的态度，儒、道、释三教并行。事实上贞观时期大致上是儒风盛行，活跃开放不足。唐太宗李世民对佛教表面上似乎也算热心，如建寺院，度僧众，设斋饭僧等，然而其“所修功德，多别有用心”[6][6]，实际上则一直采取抑制政策[7][7]；在因“宗第31页共14页第30页共14页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31页共14页承柱下”而上演的“崇道尊祖”政治闹剧中亦不过是以儒说道。在贞观君臣心目中，儒家思想才是经邦立国的指导思想，是创业守成、作训垂范的精神支柱。他们“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8][8]，对儒家思想的倡导不仅不遗余力，而且采取了一系列切实的措施，成了他们经常性的活动，《旧唐书·儒学传上》云：贞观二年，停以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于国学[9][9]，以宣父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太宗）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毕，赐以束帛，学生能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又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鼓箧而升讲筵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由这段史料可以想见当年崇儒热情之高涨。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从制度上保证了儒学成为凌驾于诸说之上的思想权威；“筑学堂”、“增生员”诸举措，奠定了儒学复兴的物质基础；“置吏”、“贡举”的世俗利益，意在诱导广大士人对儒学独尊地位的实际支持，从而造成了“天下儒士”得以“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10][10]的局面。作为一代雄主，李世民对“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的道理[11][11]，可谓是无师自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