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服务基本制度体系研究摘要：2017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以下简称《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颁布实施，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搭建了制度体系基本架构。本文梳理、归纳了基本标准化制度、主体责任制度、设施管理运行制度、保障措施制度。提出问题与思考：全面优化法律执行环境、逐步健全法律相关制度、分类研究服务发展模式。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文化立法;文化事业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随着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人们对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凸显，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为全面依法治国弥补了文化立法的“短板”，夯实了文化建设的法治基础，也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立了强大的文化支撑与坚实的法律保障。一、立法背景与意义用法律形式确定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方向与目标、政策与路径，以法治手段规范、管理公共文化服务，明确全社会各方机构、各类群体的法律地位及责任，保障其合法权益和根本利益，是许多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发展的普遍做法与经验。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瑞士等国先后制定了公共文化服务专门或相关的法律法规，另有针对博物馆、图书馆、群众馆、艺术宫、文化宫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专项立法。21世纪前后，日本、韩国均提出“文化立国方案”并成为率先跨入文化战略法治化轨道的亚洲国家。我国在《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出台前，仅有《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著作权法》等文化类法律法规，文化领域现行有效的法律制度相对较少。2005年，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首次出现“公共文化服务”一词，对政府职能部门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职责给予明确，并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与任务，我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开始第1页共7页起步。历经十余年的实践与发展，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取得了诸多成就，但也出现一些问题，如：目标定位、发展方向及实施路径不明确；定量化指标体系及其评估标准不系统、不全面；政府主管部门主导力度不足，文化事业单位积极性不够，广大社会力量参与度不高等。公共文化服务更多是体现国家的“软实力”，建设发展驱动力的缺失，成效成果政绩的不明显，将其推到了“可为”、“可不为”的困境，增加了发展与创新的难度。因此，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发展更加需要法治理念，依靠法律手段和法律制度对其进行全面规范与切实保障，进一步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的空间与路径。李国新指出：“要通过加强文化立法，将政府的文化发展战略构想上升为国家意志，将各级政府所承担的公共文化事权责任上升为法律责任，将所有保障措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才能形成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因此，立法才是最根本的保障。”《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分为6章、65项条款，对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客体、形式、手段、目标、责任以及差异化、均等化发展等方面给予明确规定，其涵盖范围广，涉及机构多，基本内容齐全，保障措施完备，法律责任明确，是一部文化领域具有全局性、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公共文化服务从行政化管理进入到法律化保障轨道。二、《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制度架构（一）基本标准化制度。公共文化的核心是“公共”，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均等性、公益性、服务性等特征，其最终目的就是实现社会全体成员能够公平享有均等待遇和服务，以满足个体的基本文化需要。周晓丽等指出：“公共文化服务是既不以益利为目的，又注重社会效益，还能为社会提供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公共文化产品的资源配置活动。”《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5条和第28条规定了基本标准化制度，从中央到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及其文化职能部门，乃至县（区）、乡（镇）相关文化机构，分别制定、明确了指导标准、实施标准及责任标准。在国家均等化共性标准的基础上，针对各地方、各区域的发展差异、个性特色以及不同需求，各地方政府从组织领导、服务项目、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