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安思危观后感———陈秀华中国历史至1840年陡然改道,被迫并入以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为核心的世界近现代史,中华民族的基本任务由此发生根本转变
能否在世界资本主义的等级-竞争体系中死地求生乃至后来居上,便成为一切政党、制度、路线、政策、理论、文化、人格、审美等等的首要试金石
在这一点上,中俄两国的经历如出一辙
两国都是扶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杆,从民族危亡的险境中爬起身来;都是以高度军事化的政治手段森严壁垒,抗衡虎伺狼环的外部环境;都是以高度政治化的经济手段集中人力物力,在工业化道路上昼夜兼程;后来,又都因集权体制的积重难返而逐渐丧失活力,陷入深刻的危机;最后,又都在危机中左突右冲,改弦易辙,经历了山河巨变
从宏观的相类到微观的相似,两国间高度的可比性为这部以俄为镜、感慨社会主义命运、忧心中华民族前途的作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中俄两国的社会主义均属国家主义型社会主义
这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已如前述,世界上诸多苦难民族对它的选择,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这种合理性,由于没有加盖所谓“程序正义”的图章,自然不为专攻法袍法锤的法学家所理解
不过,国家社会主义在完成民族解放、经济独立的任务之后,的确负有“还权于民”的历史责任
能否顺利完成这一过程,让社会主义的公民社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脱胎于社会主义集权体制的蝉蜕,又成为社会主义执政党所要经受的一次个考验
迄今为止,国家社会主义留下的基本是失败的教训
《居安思危》令人刮目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对国家社会主义展现了自我批判的一面
讲述特权阶层的第五集最有异彩,它援引苏联解体后所做社会调查:只有极少数人认为原苏共代表了劳动者的利益,而绝大多数人认为它只代表官僚阶层的利益
这个阶层集各种资源、无边权力于一身而又缺乏来自身外的制约,不数十年甚至不数年即完成由“先锋队”向“新阶级”的转变,便势有必至,理由固然了
险恶的内外环境以及与之配第1页共16页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