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JournalofChongqi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SocialSciencesEdition)No.32009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平等的市场主体，需要平等地保护每一个主体的利益。在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权益的平等性方面，《物权法》赋予不同所有权主体以平等的法律地位，但是，现行的农村集体土地制度仍然还存在很多不平等现象，“三农”问题所折射的一切问题无不聚焦于农村土地制度。只有完善土地主体制度，贯彻平等原则，矫正农村集体土地权益的身份性偏向，才能为集体土地权益的法律转换奠定基础，为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找到合适的制度方案。一、新形势下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不适应性土地所有权从其产生时起就在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职能作用。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作为一种过渡型土地产权安排，几十年来维系了数亿农民的基本温饱，实现了乡村社会的长期稳定，为其他产业特别是社会主义工业提供了产业支撑，也为中国城市化建设提供了资本积累。但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先天性缺陷与制度供给不足引致了土地经营的低效益、高成本，也直接导致了农村、农民的贫困和农业经济的全面萎缩。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确立，虽然抵减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对土地经营的控制性力量，增进了农民的自主性、积极性，但不到10年，该经营模式的优势即已释放殆尽［1］。在农业经济短期的增长势头之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性缺陷不断显现。首先，农村土地效率过低，人地矛盾突出，乡村社会拥有的社会剩余产品过低，从而导致农业、农民、农村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阻碍性力量。其次，农民对土地享有的权利仅为有限的耕作权，就资本营运层面而论，他们既无能力加大投入进行社会化大生产，也无能力引入城市资本；就其经营能力而论，他们既不能抵抗不可避免的自然风险，更不能抵御因执行偏差而引发的政策风险。再次，现行地权模型条块分割、禁止买卖抵押的现状，使中国农村经济全面回归传统小农经济，这一方面阻碍了农村的产业分化和产业结构效应值最大化、资源配备合理化的优化组合；另一方面，土地权利取得的身份性前提也阻断了工商业资本的乡村流向，市场信息严重不对称，形成恶性循环。最后，土地利益分配与再分配违背公平正义。农民作为土地占有人与使用人未能参与土地增值利益分配，由此引致农民权益受损，加剧了城乡矛盾及各种社会矛盾，直接影响、制约着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上的不适应性，归结到一点，在于新形势下农村旧有的集体土地制度使集体土地权益产生了身份性偏向。一方面，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不能以平等身份与集体对抗以达成二者利益的平衡；另一方面，农村集体并未与国家享有平等的土地权益，而是处于弱势地位，是一种依附性的、次位阶的土地权利，是典型的弱势权利。二、农村集体土地权益的身份性偏向分析（一）农民与集体之间的土地权益身份差异集体相对于农民，是作为强者身份出现的一方。一方面，作为土地的所有权人，集体能有效行使土地所有权，通过发包、调整、回收土地使用权制约合同相对方———农民的相应权利。当然，集体与农民之间并非典型的合同关系，也非物权法领域的所有权人与使用权人（用益物权人）的关系，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分配者与接收者的关系［1］。在分配体制不完善的情形下，该关系模式导致农民成为弱势群体，不可能以平等身份与集体分庭抗礼；另一方面，集体作为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最低层级的代表人或代理人，还享有相应的乡村社会治理权，其中包括代为国家收取农业剩余产品，完成各项政策在农村的推行与实施等。这一权力的行使，使农民退位至被管理人身份，而集体升格为管理人身份，二者之间的地位出现显性不平等。（二）土地所有权的身份差异在我国，同为土地所有权，根据主体是国家还是集体而有不同，集体土地所有权受到较大限制。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3条和第63条的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只有在被国家征收、依法转为国家所有权后，才能用于非农建设，而不得直接出让、出租、转让作为建设用地。这种限制极大地弱化了农村集体土地的价值，使其无法进入市场分享土地的增值，这显然具有不合理性，而物权法对此却是照单全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