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归去来兮辞(并序)VIP免费

陶渊明的拒绝佚名隔着这么深的时光，我无法把陶渊明看得更清了。我对他作着我自己的理解这种理解无论准确与否，都缘于我对他和他诗文的喜爱。一个作者的生命总是靠着读者的阅读来延长的，而陶渊明也一直活在后人对他的喜爱里。据说他最后一次从官场辞职时已经四十二岁了。这就是那一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著名行为。从此，他就彻底回到田园之中了。但陶渊明并没有从现实中抽身退出，从而成为一个虚无主义的隐士，相反，他更加真实的热爱着具体的生活，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没有遗忘他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他侍弄庄稼，把杂草象删除多余的诗句似的从大地上除去，然后他又写诗，由于他在自己的文字下面上足了生活的肥料，所以，那些诗行总是长得很繁茂，这一点和很多其他诗人的诗不同，他的诗不是草本的，而是木本的。他的诗不属于任何一个季节，只属于时间。因此，他诗成了我们文化中一种丰稔的收获。他在王维、孟浩然、李白、韦应物等后人身上开花结果，在苏东坡身上，他干脆被重新诞生了。陶渊明只是从仕途中退出，而不是从生活中退出，或者说，他从仕途之中退出，转身回到了自己更加个人化的生活之中。这样，陶渊明才成为了陶渊明。只有我们置身于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之中时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我们自己，在此之前，我们也许只是某种变形，或者什么也不是。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任何时代，人活着，都应该有做梦的权力。陶渊明的文化人格魅力缘于一个人对其内心生活的选择和坚持。他把一个人真正属于自己的生命愿望上升到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生命行动。所以，我觉得隐逸这个词用在陶渊明身上并不太确切，就象《红楼梦》的最后，贾宝玉身上的那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好看倒是好看，就是有那么一点招摇，因此，倒不一定合适了。陶渊明是个内心世界异常丰富的人，他的达观之中深藏着沉郁的底色，超然之中静流着凝重的激情。他的冲淡是魏晋风度的绚烂之极。在他的思想中，道只是表象，儒才是本源。道是肉，儒是骨。他当然只能是一种历史文化的果实。俄国诗人叶赛宁在他的绝笔诗中写道：这辈子死并不新奇，活着当然就更不稀罕。这句诗是在一种极端状态下写出的，当然很极端，代表不了一定的普遍性，根据这点，后来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反其意而用之，在另一首诗中写道：这辈子死去并不费力，但创造生活，却很困难。虽然后来马雅可夫斯基也自杀了，但这句诗中的道理却不能也跟着自杀。的确是这样，死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死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关键是怎么才能更好的活着。这个问题在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那儿，就更明朗化了，在其散文著作《船夫日记》里，他写道，“对我来说，最适当的自杀——看起来——就是生活。”这句话说得似乎很绝望，但我们于绝望中却感受到一种执著的力量。死是生命的结果，却不是生命的出路。无论什么时候，活下去，才是最终的出路；幸福的活下去，才是最终的目的。在西方，上帝死了之后，人们内心的教堂轰然坍塌，精神失去依托，灵魂于是一路踉跄走来。但在我们的大地上，陶渊明却把自己的道路修向了自然。而自然是永恒的。中国的很多读书人，他们往往穿着一儒一道两只不同的鞋子，在这条路上，一步步走向自己内心的田园。自然一词，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往往是一个情感的载体，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的境界。因而，它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我想，我们“心中”的自然和西方人“眼中”的自然是有着很大的差别的。有人认为陶渊明的思想深度不如那个写出《瓦尔登湖》一书的美国人梭罗，我认为作这种生硬的横向比较是毫无意义的。这不仅因为两个人的文化背景不同文化渊源不同，更重要的是因为两个人生活的社会现实差异太大。在陶渊明的时代，陶渊明必需向他的现实索取自己的生活，而梭罗则可以从他的现实中挑选自己的生活。从长远的普遍的观点来看，我们应该在生活着的同时去思想，而不是在思想着的同时与世隔绝。我们需要思想的深度，但我们也需要生活的态度。从一开始，陶渊明就不能适应他的现实世界。他不能适应——这也正是他的伟大之处。他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乱世，在那样的一个生存环境中，他除了选择自己，他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