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消失的年轻人那天，遇一条微博，标题是《传媒史上的今天》，“《焦点访谈》创办于1994年4月1日，是以深度报道为特色的述评性栏目，也是当时央视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到中央电视台考察，并与央视负责人及《焦点访谈》编辑记者进行了座谈，且破例为《焦点访谈》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文字下方配了图：朱镕基伏案挥毫，一群年轻人围着，身体们有点紧，目光追着总理那支笔。转发很少，与其信息份量不太相称。我浏览了下评论，有人叹：那会儿的白岩松多年轻，竟有点儿青涩。是啊，多年轻！我心底也涌出这仨字。如今，老白已成熟得金黄了。我在一篇文章中说：“他有成熟的价值观，更可贵的，他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在和体制寻找接口、组织有效对话上，他尽力了。他的语言很体现糖衣设计，圆润中有尖锐，防守中有侵略，有时已脱了‘衣’，基本裸了。正因为这种分寸把握、建设的诚意、口型口吻的稳健和关键词的牢固，使得他的话——不带敌意但也不怎么动听的话，体制和被批评者都能听进去。中国需要这样的角色，等我们走出很远，回过头，会清楚这种角色的意义，会把一部分掌声给他。”白岩松，也是白岩松们。那天，遇一条微博，李伦转了徐泓老师的《陈虻，我们听你讲》摘录：“我很感谢我的职业，因为传媒的作用使我们个人的努力被放大了，能够影响更多的人，所以，我认为当别人赞美你的时候千万别拿自己当人，当想到你的工作成果有上亿人在观看的时候，千万别拿自己不当人。”接着，他追忆了陈虻一段话：“当制片人时，我觉得我们离生活很近……可是前两天我回家，看着车窗外，觉得生活非常陌生，因为我们不断地研究和解决自己很小天地里的问题，因为忙碌而感到空虚。原本我们有自己的愿望，但当我们做得太多的时候，那种愿望已经成为能够正常地播出、尽量地少改，这似乎成了我们唯一的理由。”“因为忙碌而感到空虚”，精神上有空位，内心有井要填，说明体察者的敏锐、警觉，这是醒者的危机。而真正的糟糕是：因为忙碌而感到充实。有时，体力上的疲惫，那种满满当当、被完全占有的感觉，那种跑步机上的流汗，确能自我欣慰。这是体力劳动的骗术，汗流浃背后，身体结满简陋的果实，饱和而无意义，懒惰的丰收。很多时候，光阴和成绩即这般被肯定的。手机里有条短信，至今未舍得删，来自李伦，四个字：“陈虻走了。”时间是2008年12月24日凌晨。在纪念陈虻的一篇短文里，我说，“凡理想主义者，都是青年。在我眼里，陈虻永远是个青年，这是一个青年的死，他被青春永远收藏了。”“我珍惜、敬重乃至热爱这个人，并非因其优异，更因他代表了一种生命类型、一种生存路线、一种精神命运。他的起落，他的飘逸和负重，他的弧度和笔直，他的积极和保守，都代表了一群人的命和运。他像个标本，像块碑。”陈虻，也是陈虻们。那天，遇一条微博，谈的是新闻技术，用了很多欧美标准和自己的标准，观点纯粹，完美而闭合。读罢，我感慨了几句：“新闻的专业主义，意味着理性的健全、工具的精准、技术的完善，但若无信仰和理想的支持，同样可沦为一个华丽的掩体，沦为玩具主义的愉悦和自我修饰的虚荣。最重要的，你用专业干什么？想干什么？干了什么？”如果你处在一个沸腾的时代，那你必须听到并听从它的召唤。电视新闻人或缺的，往往即技术之外的东西，跟着电视学电视，把电视当全部业务，很少研究当代，很少精神对话，当经验和技术结业后，由于没有思想资源和认知储备作支持，没有理想主义打算作驱动，往往即走不动了，发育终止。智能可以完善，技术可以修补，但人与人的差异在于源头，在于愿望，在于直觉，在于业余精神，在于让生命欲罢不能的那个东西。做传媒，三十岁前靠技术，三十岁后靠信仰。对年轻人来说，要把初衷变成业务，于中年人而言，要把业务做回信仰。有次，参加某媒体评奖，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们不应忘记一个常识，新闻是有用的！要清楚每个选题在当代生活中的位置，要清楚它的敌人是谁，它要改变什么。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的意思是，媒体的使命即作用于社会，你的选题不只对“新闻”负责，更要对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