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音节”和诗艺的探究——对20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开始的一种新诗发展动向考察袁国兴提要20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新诗创作出现了注重音节和诗艺探究的倾向。言语声调的注意、句法句式的旋律感发现、情景思维方式的运用等，新诗在对上述问题的探索中凸显了自己的形制规范。从理论上对其进行探究和考察，对于认识新诗传统和当代诗歌的发展趋向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言语声调句法句式“多分韵”情景思维一近代开始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诗歌发展的主导倾向是怎样破除旧规范。黄遵宪“我手写我口”主张的出发点和立脚点是这样，1胡适“要须作诗如作文”主张的出发点和立脚点也是这样。2五四时期达到了这一趋向的极至，酿成了中国诗歌文体前所未有的大解放。在这样的背景下，诗体是解放了，新诗表达情感的自由度也增加了，但相对而言，诗歌的自身艺术价值也降低了。从“个人的自由意志情感”“只愿随随便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言语去表现”的角度讲，3散文最合适，为什么还要写诗？强调文学的思想意义，与中国现代的“革命”文学倾向有一定联系，新诗的理论主张注重思想而淡化“艺术”，显然也与这一大的历史趋向有关。4但是文学毕竟不是仅由思想决定其形制的，还有其他方面因素需要顾及，过于强调思想就为纠正这一偏颇预留下了思索空间。诗之所谓诗的特点在哪里？怎样建构白话诗的诗体规范？这一问题在20年代中期开始引起了一批青年诗人的注意。1931年9月，上海书店出版了陈梦家编选的《新月诗选》，在“序言”中陈梦家说：我们自己相信是在同一方向努力的人。对于新诗，单凭了自己（这少数人）算是指出一个约略的方向，这方向，只是这少数人共同的信心。5这个“方向”具体所指是什么？陈梦家没有说，在他的“序言”里我们可以找到他首肯的三种意向是：第一，诗的“醇正”与“纯粹”，这应该是相对于“非”诗的现象提出的要求；第二，“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第三，“要把最妥帖最调适最不可少的字句安放在所应安放的地位：它的声调，甚或它的空气，（Atmosphere）也要与诗的情绪相默契。”6一言以蔽之，要注意诗歌的形式特征和艺术特性。新月派大将徐志摩感觉灵敏、心有灵犀，很快成为了这一阵营的主将。在徐志摩的诗歌创作中，前后有两首诗都是写他魂牵梦绕的“康桥”的，一首是《康桥再会罢》，一首是《再别康桥》。两首诗的“自由意志情感”没有什么差别，直接的摄取对象也没有什么不同，但诗的素质和境地却不可同日而语。先看《康桥再会罢》怎样写：康桥，再会罢；我心头盛满了别离的情绪，你是我难得的知己，⋯⋯“别离的情绪”、“难得的知己”，情感不可谓不真挚，表述也不可谓不流畅，但总让人感到缺少点什么，与脍炙人口的“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一个如高山流水，轻灵秀活；一个却像枝头的青果和印刷体的毛笔字，有模样没神2采。诗作里写的“难忘春阳晚照”、“难忘七月的黄昏”、“难忘屏绣康河的垂柳婆娑”等等，都是《再别康桥》里我们熟悉的景物，只是缺少诗意的构造。《再别康桥》中的“再”字，在汉语表达中是“第二次”之意，那么所谓的“第一次”别康桥所指是什么？是作者第二次“回访”康桥？还是作者第二次“写作”别康桥？把《康桥再会吧》与《再别康桥》联系在一起，我们感到作者的真实意图是重新写作别康桥题材的诗歌。可是，同样题材的作品作者为什么要第二次重新写过呢？显然是因为作者对自己“第一次”的写作不尽意、不满意。“再别”康桥不是简单的重写，而是诗人对自己艺术追求的一次有意识调整。还是徐志摩自己体会得真切，他后来在《诗刊放假》中说，“不论思想怎样高尚，情绪怎样热烈，你得拿来彻底的‘音节化’（那就是诗化）才可以取得诗的认识，要不然思想自思想，情绪自情绪，却不能说是诗。”7“音节化”是徐志摩的经验之谈，其实新诗的神采还不仅仅限于“音节化”，但从中却让我们明了了“诗体”、“诗艺”对于诗歌的重要性。就是对“音节化”的注重，让徐志摩步入了真正的诗人行列，获得了巨大成功，新诗也在这样的调整中挺进了一个新的境地。中国古代诗歌的流通渠道以吟诵为主，“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