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规划中国城市不仅起源早，而且大都经过了一批能工巧匠的精心规划设计，然后才施工建成的。也就是说，从城址的选择、划定范围到平面布局，都是经过事先精密安排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城市的起源与规划是同步的，中国城市起源于西周，西周的城市就进行过整体规划，而且最早使用平面设计图。平面设计图也就是城市建设的蓝图，框定城市的范围，划定不同分区，使城市整体布局井井有序。中国城市从一开始就比较整齐，显然同进行过规划和使用平面图有密切关系当然，也有人把中国都城规划划分为几个阶段，认为商和西周为初期形态，东周至两汉为密封式形态，曹魏邺城到隋唐长安为棋盘式封闭形态，北宋开封到元明清北京为开放式街道布局形态。这种观点只能视作是对中国古都规划模式的概括，并不反映整个中国城市规划的特点。因为唐代的扬州城已成为开放式城市，“十里长街市井连”，而西周的城市也并非看不到整齐规划布局的影子。从《周礼·考工记》的记载和东周王城的考古发掘，都可以证明西周的城市已进行过规划，而且最早使用了城市平面图。事实证明，中国城市的绝大多数都受规划思想的指导，有自己的规划原则和城市平面图。1.规划思想中国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在一定的规划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由于城市是一个地区，乃至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处的地理位置千差万别，各种地理条件各不相同，规划者必须依据地理条件、城市性质和可能，在一定的指导思想下进行规划，尽可能满足各个城市的不同需要，使城市能发挥它的不同作用，并显得庄严、大方、坚固、壮丽，一切都井井有序。当然，中国城市中从未经过规划而杂乱无章的也不乏其例，但对多数城市来说还是布局井然，应该说都是经过周密规划后才建成的。关于中国城市的规划思想，直到目前尚无系统的理论研究，仅有一些零散的互不关联的说法。中国城市历史地理所研究的城市，目前主要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城市，应该从这两种不同社会制度时期的主要思想体系，来探讨中国城市的规划思想，才能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有利于进一步解剖中国城市的特点。西周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发达时期，把“天命”作为统治其他部族和广大人民的手段，其最高统治者就以天的代言人自居，称为“天子”。因此，“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仍占统治地位。也就是说，周人崇尚“天命”，必须把“天”的意志摆在首要地位。因此，在城市规划思想中突出“天命”也就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最典型的就是明堂、宫室、宗庙的规划建筑，都是“天命”思想的具体表现。“明堂之制，既为古宫室之通制，故宗庙同之。”也说是说，三者的布局形式是一样的，必须“太室”居中，而且“太室之上，为圆屋以覆之，而出于四屋之上”，以表现“天命”最高，“天”是真正的主宰神。圆屋，正是原始社会以来，“天圆地方”概念的具体体现。太室之外的其他堂室，一律为方形，即代表了“地”。明堂始于周，“明堂所以正四时，出教化，天子布政之宫也。黄帝曰合宫，尧曰衢室，舜曰总章，夏后曰世室，殷人曰阴馆，周人曰明堂”。对于明堂的形制，说法不一。《大戴礼》云：“明堂九室……上圆下方”；《授神契》说“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牖”；《考工记》曰“明堂五室，称九室者，取象阳数也……上圆象天，下方法地……五室者象五行也”等等，“皆无明文，先儒以意释之耳”。王国维的通考可作为结论，即“明堂之制，外有四堂，东西南北，两两相背。每堂又各有左右二个。其名则《月令》诸书谓之青阳太庙，青阳左个，青阳右个；明堂太庙，明堂左个，明堂右个；总章太庙，总章左个，总章右个；玄堂太庙，玄堂左个，玄堂右个”。根据王国维《通考》附图，太室居中，青阳、总章太庙分居东西，明堂、玄堂太庙分居南北，构成东西南北中五个正方形。既然明堂、宫室、宗庙的布局是一个模式，那么,“天圆地方”的思想就应该是中国奴隶社会城市规划的主要指导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城市规划就有了明确的中心点，然后对称布局，明堂结构就是典型例证。《周礼·考工记》虽然晚出，但也反映了周代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即宫室居中，对称布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前朝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