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人法律保护的实证研究 [摘要]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举报人的处境比较尴尬。在与检察机关的纠葛中，举报人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一些基本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严重影响了举报人的生存状态。举报人的人权保障本身就是检察机关执法中的重要任务，检察机关自身需要对如何保护举报人做出更多反思和制度改进。 2006 年 4 月 3 日，四川省武胜县工商局党组书记龚远明在自家门前遭 3 名陌生男子砍杀，脚筋和耳后动脉都被砍断，生命垂危。这个因实名举报腐败事件遭到威胁和报复的案件，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因为它发生的背景是，长期以来，举报人受到打击报复的事件层出不穷，举报人的保护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君不见，“慕马案”的举报人周伟举报后连遭劳动教养和开除党籍，并最终因劳教期间倍受折磨而疾病缠身，撒手人寰;程维高落马后，举报人郭光允仍然受到死亡威胁;吕净一举报河南省平顶山市政法委书记李长河，结果先是被免职，接着以“涉嫌挪用公款”的理由遭拘留，最后又遭凶手行刺造成重伤，妻子则被刺身亡;屡屡受到打击的举报人李文娟，即使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介入后，依然被调离原工作岗位，并时常受到威胁……一桩桩案例不断披露着我国举报人的命运。而 2006 年的几起举报人受到打击报复的案件，更使这个问题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高检”)统计，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全国每年发生的对证人、举报人报复致残、致死案件由每年不足 500 件上升到现在的每年 1200 多件。1 我国《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中纪委、高检有关规定中都有保护举报人的法律法规，为何举报人仍然屡屡受到打击和报复?对此，学界已经有不少的研究，在关于举报人的保护方面也有很多建议。但是，如果没有深入到问题的中心，从微观层面细致地考察实践中举报制度的运行情况，我们很难以通过宏大叙事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笔者认为，在提出“怎么办”之前，我们应该首先知道“是什么”，以及“真的是这样的吗”?诚如强世功所言的，“真正构成范式进步的恰恰是一种社会学的法律观取代政治学的法律观，用行动中的法律观取代书本上的法律观。”2 因此，本文的研究，将从实证的角度切入，以检察机关和举报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为经纬，展开关于举报人保护制度的分析，剖析当下检察举报制度的困境及其症结，并试图在法律层面上寻找可能的出路。 一、举报人对于检察工作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