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怀诗》阮籍与嵇康：生存还是死亡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元凯康哉美，多士颂声隆。阴阳有舛错，日月不当融。天时有否泰，人事多盈冲。园绮遁南岳，伯阳隐西戎。保身念道真，宠耀焉足崇。人谁不善始，鲜能克厥终。休哉上世士，万载垂清风。 这是阮籍《咏怀诗》第四十二首。前四句所述宛然建安时代，俊才云蒸，可谓一时之盛。“阴阳”以下四句则如百花凋残，一派萧瑟。魏明帝曹叡临死诏命八岁的齐王曹芳继位，以曹爽与司马懿夹辅幼主，曹魏政权急剧衰落。正始十年正月，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从而使大权落入中国历史上最残忍的家族之手。昙花一现的建安时代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正始时代。上古名臣“八元”“八凯”式的“建安烈士”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商山四皓”和像老聃那样的隐士，保身、念道、服药、饮酒、佯狂避世的正始名士与竹林名士。正始名士的代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竹林名士的代表人物是阮籍和嵇康。他们也代表了当时的知识分子。《晋书》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现实逼得他们不能再像他们父辈那样（阮籍就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的儿子）有很大的抱负，而只是喝酒、弹琴、谈玄，打发无聊时光。上层统治者矛盾激化，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政治权力之争演变为最极端的对对方肉体的消灭。偏偏是握有实权的一方（司马氏家族）最残忍无道，文人们保曹无术又不愿依附司马氏，从而在政治上无所凭依，失去了“建安七子”曾经有过的那种友朋式的政治后台。同时，上层统治者对外建功立业的抱负也为对内的争权夺利所消解，他们不再具有曹操那样对天下的责任心，而只关注自身的政治地位与权力，这也必然导致文人的精神因无所着落而渐趋颓丧。在现实的无聊赖中，玄谈成为他们打发生命、挥霍才华的时髦行为。这种玄谈，和高压政治结合，便流为清谈，并以清谈代替了建安作家的实际抱负和政治批评、社会批评。比如阮籍，就只是“发言玄远”而“口不论人过”。唯一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借历史来进行社会政治影射式批评的嵇康，被弃身东市，时政批评已成为禁区。由此，正始文人已由建安文人的哀社会民生之多艰，而变为哀个人人生之多艰。“哀社会”的建安作家致力于社会改造，要重整乾坤，有廓清天下之志，要建立的是事功；而“哀人生”的正始作家则沉湎于人生的哲学思考，有退避山林或求仙之想，要躲避的，恰恰是政治。政局的黑暗，使得他们从道德上鄙视政治；政局的凶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