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闻哀痛诏 清人黄生认为：“七律之《诸将》，责人臣也。五律之《有感》，讽人君也。然此虽讽人君，未尝不责其臣……公平日谆谆论社稷忧时事者，大旨尽此五首。”（《杜诗详注》引）杜甫认为，对唐王朝来说，在藩镇割据、奸佞擅权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祸患，那就是君王的心术不正。在《伤春五首》中，他多次提出：“贤多隐屠钓，王肯载同归？”（其三）“敢料安危体，犹多老大臣。岂无嵇绍血，沾洒属车尘？”（其四）“得无中夜舞，谁忆《大风歌》？春色生烽燧，幽人泣薛萝。君臣重修德，犹足见时和。”（其五）在这国难当头之时，还有着郭子仪那样声誉卓著的大臣，有着像嵇绍、祖逖那样忠君爱国的义士。问题在于君王能否摆脱群小的包围，像周文王用车去接吕望那样，谦虚地寻访国士；像汉高祖那样高歌《大风》，真诚地思求猛将。如果君王不思奋发，那么臣下即使忠勇善谋，又有何用？言下颇有“有臣无君”的伤叹。 在古代的社会中，帝王素有“天子”之称，是上帝在人世的替身。君权神授，不可违抗。杜甫否定了这种说法，指出：“英雄割据非天意，霸王并吞在物情。”（《夔州歌十绝句》其二）即帝王之兴，并非“天与”（天命所属），全在“人归”（人心所向）。杜甫认为，当此群凶肆虐、疮痍满目，能否取得军民的信任和支持，君王敢不敢正视现实，愿不愿承担责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故《有感五首》最后以“愿闻哀痛诏，端拱问疮痍”作结，希望代宗能下罪己诏，以体恤百姓，感动将士，与民更始，共图中兴大业。 黄生认为《有感》“末首通结数章之意，而归本于主德，所谓君仁莫不仁，君正莫不正，而惟务格君之心者，具于此见之。读此五章，犹以诗人目少陵者，非惟不知人，兼亦不知言矣”（《杜诗详注》引）。杜甫这种看法，起于儒家经典《大学》。《大学》提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个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作为统治天下的准则，并将君王个人修身的好坏，看作政治成败的关键。后来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道学家，对此尤其重视，认为端正君王心术，整饬朝廷纲纪，乃是为政最紧迫的事。说杜甫同韩愈一样，是宋代道学的先驱，似乎有些不妥，但仅就政治主张而言，他和朱熹等人确有相通之处。 迫于当时四海艰险、朝野含怨的状况，代宗在广德三年（765）正月，改元永泰，下罪己诏。但这一纸诏书，仅仅只是为了欺哄一时。代宗虽有自咎之言，却无悔过之心，更无维新之行，依然宠信奸佞，猜疑忠良，姑息藩镇，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