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第八课时：自杀轻生的外因当然，刘兰芝自杀轻生的外因，不仅仅是封建礼教、封建门阀观念及封建家长制。从上述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焦仲卿的性格、焦母的死性子，都是造成刘兰芝快速走向死亡的催化剂。仲卿“拘谨懦弱”，也是焦母长期大发其家长淫威的结果，这从“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的描述中可见一斑。不是所有封建家长在封建礼教及家长制的伦理道德中就一意孤行，大发淫威的，绝大多数家长还是爱女儿如“掌上明珠”，爱儿子也“望子成龙”的，像焦母这样“死性子”的“妈”真是少见，她可能对焦仲卿从小就是动不动“槌床便大怒”地大发脾气，致使仲卿对母亲的意见不敢有更大的反抗，只要母亲一发怒自己就“懦弱”，就退缩，在婚姻问题上更是这样，所以，诗中仲卿第一次哀求母亲遭到“槌床便大怒”的训斥后，便“默无声”地“再拜还入户”，反而去劝兰芝“暂还家”（一个“暂”字，表明事情并不是绝无回旋的余地，这也是兰芝回娘家后不肯答应别人提亲的主要原因）；第二次以死相求后，焦母虽然没像前次那样大怒，却“零泪应声落”地绝不松口，这对焦仲卿来说，不是比发怒更把他往绝路上逼吗？自己拗不过母亲，只好“再拜还，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做好了以死抗争的思想准备。和焦母相比，兰芝的母亲就开通得多了，简直就是鲜明的对比，她就没有拿封建礼教和家长制当令箭。女儿不迎自归，刘母只是“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地询问，当女儿回答“儿实无罪过”后刘母听后“大悲摧”，没有对女儿有任何的责怪。后来，县令遣媒来为其第三个儿子说媒刘母只是“汝可去应之”的轻轻一句，充满着对女儿的爱怜。当女儿含泪答道：“兰芝初还时，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她依然没有丝毫的责怪，顺从女儿之意遣退了媒人。当又有媒人为太守家第五子来说媒时，刘母更是表现出一位母亲对女儿的体贴之情，干脆就不去烦女儿，直接回绝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就连兰芝所说的“性行暴如雷”的亲父兄，在这件事上也并不见得就“暴如雷”地逼她，只是“怅然心中烦”（这也是上文中说“逼”实际上是“催”的一个论据），这也是人之常情，亲妹妹被遣回家，先后就有两家条件不错的人家来说媒，第一家你不愿意也罢了，这能嫁给太守家的五公子对自己的妹子来说未必就不是一个好的归宿啊。有人认为刘兄这是势利、是爱慕虚荣的封建门阀观念的表现，我不排除有这种因素，但还是显得有点片面。如果是刘兰芝从没嫁过人，而她对这样的亲事又不愿意，刘兄再软硬兼施地强逼她相嫁，将妹妹作为自己攀附豪门的工具时，这样说还差不多关键是自己的妹子已嫁过人且又被婆家遣归，再说那焦仲卿到目前为止不还是没影儿的事吗？所以语气中仅有的只是一个兄长的耐心开导：“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这是“暴如雷”式的逼迫吗这和焦母那种“槌床便大怒”式的表现，不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吗？（“暴如雷”式的印象，可能是兰芝对兄长在自己出嫁前的某次事件中的偶然印象，正是这种错误印象，使她很担心兄长再发一次“暴如雷”式的脾气。因为从《孔》诗中描写的实际看，在让兰芝改嫁的这件事上，实在看不出其兄有“暴如雷”式的表现。）兰芝这次之所以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除过上述说到的是为了震动一下焦仲卿外，也是一种赌气的表现——不见你音信，那我就答应嫁给别人，看你急不急。这也是那些刚烈女子常有的心理。还有出于“哪有女子被遣归后老待在娘家的”自知之明，这一点，就是当代社会也不例外呀，怎么就能把悲剧的罪魁祸首归结到封建礼教、封建门阀观念及封建家长制上呢？因为当时“并不是处于打倒孔字店的五四时期，而是处于中国地主阶级还有着远大前途，封建制度正处在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啊！另外，《孔》诗中所表现的时代连妇女的贞洁观念都没有形成，可见当时的封建礼教观念是非常宽松的。何以见得呢？从诗中县令家和太守家分别为其子提亲的描写中可见一斑。第一次是县令遣媒“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第二次是太守遣媒“云有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