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弟弟王小波这是王小波的姐姐王征撰写的回忆文字。她的弟弟王小波的突然病逝令万千读者扼腕叹息，而最小的弟弟王晨光仅隔一年又被暴徒杀害，令人震惊。书中详细记录了大量关于弟弟和其他亲人不为人知的往事。“我的弟弟王小波”、“不灭的记忆”、“小波去胶东”等篇，回忆了王小波过去的点点滴滴。“晨光事件纪实”则详细地记述了王小波的弟弟王晨光殒命美国的曲折故事。书中有许多细节，不堪回首，读之令人心碎。这是一本伤痛之书，也是一本意在解脱伤痛之书。小波去胶东1973年，小波因为肝炎，从云南陇川病退回了北京。在北京待了很长时间，户口还在家中放着，派出所不给上，小波成了“黑人”。那年月的事情真是荒诞。现在觉得可笑的事情，那时可真是全家的大事。没有户口，就没有粮票油票副食票，小波没有口粮，也不能就业，只能在家中呆着，成了妈妈爸爸的心病。1974年年初，姥姥在烟台市因病去世，妈妈到烟台给姥姥送葬。办完姥姥的后事，妈妈去了她的老家———胶东半岛的牟平县水道镇青虎山村。这是解放后她再没有回去过的小村子。村子里没有了她的直系亲人。村里老书记张同亮，当初曾和妈妈一起参加革命，和爸妈还有断续的联系。1971年，我曾经去过那个村里一次，在张同亮家里住过一晚。那是个很贫穷的村子。书记张同亮家里也是四壁空空，进门就见炕上一张炕席，一个炕桌，别的什么都没有。白天被褥都收了起来，晚上睡觉时才舍得拿出来，绝没有多余的。我是盖着自己的大衣睡了一晚的。妈妈从青虎山回北京时，请张同亮书记一起到北京一游。经过烟台时，住在我家里。我那时在烟台毓皇顶医院工作，和秀东结婚几个月了，有了自己的小家。我们叫张同亮“姥爷”，那是个挺和善挺开朗的老人。张同亮书记从北京回来时，小波跟他一起回来了，说是要去青虎山插队落户。看到小波，我很高兴。小波跟我很亲。我们俩在家中都“行二”，我是全家五个孩子中的老二，他在兄弟三人中是老二，地位接近；我们俩都是姥姥带大的，性格相似。他从小不修边幅，不重物质偏重精神，生活上我能照顾他。可是他一个人跟着张同亮去青虎山，我还是很不放心的。好在青虎山离烟台也就八十里路，我想我们可以去看他，他也可以常回来。就这样，小波开始了做农民的插队生活。到了青虎山，住在张同亮家里。户口落在了水道公社。刚去时，天气还挺冷，小波去时穿了一件棉大衣，妈妈在北京跟“姥爷”说过，等天暖和了这件大衣就送给他们，到了“姥爷”家，他们就把大衣收藏起来了。小波也不好意思讨要，挨着冻坚持到了天暖。于是，刚去青虎山时，小波是又冷又累又饿。再见面时，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是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来了。”小波是不爱诉苦的，就凭这两句话，我知道他是受罪了。胶东农村的劳动量是很大的，那里的人是出名的吃苦耐劳，这在小波的《荷兰牧场与父老乡亲》中也可以读到。每天早上早饭前天刚亮就要出早工，吃完早饭出工，吃完午饭出工，吃完晚饭天黑了睡觉。父老乡亲们看小波身体不好，出不了大力，不久就安排他到果园里干活。吃饭是以地瓜干面为主，小波吃不惯，经常吃不饱。那里离海边不远，张同亮家经常搞来一些海鱼，没有油，就用清水煮着吃。可能是便宜货，那些鱼都是臭的。小波吃伤了，从此以后，再也不吃鱼。小波的性格是，碰到合适的人，他口若悬河怪话连篇，碰到话不投机的，他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小波去云南，是和一帮哥们同学一起去的，有人跟他侃大山开玩笑，在青虎山他找不到胡聊对象，也不敢乱开玩笑，精神苦闷可想而知。他说过，那里的人没有幽默感。好在烟台离青虎山不算远，几乎每个星期，秀东都想办法去看小波，接小波到烟台吃饭聊天。他几乎找过所有的朋友，搭过各种汽车去青虎山。有时是公安局的绿色布篷的小吉普，有时是工厂里的小卡车，有时是医院里的小汽车，甚至救护车。有一次实在找不到汽车了，他搭了一辆拖拉机去的。我那时怀孕了，秀东不让我去，他自己去。小波说，每个星期就盼着星期六。我们在烟台的家里有一些藏书。那时我和秀东都在毓皇顶医院工作，秀东和医院图书馆的管理员关系很好。那医院图书馆藏有很多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经过文化革命破“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