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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考到录取，从大学去行政化到教育家办学，从教育财政投入到教育平权，各种宏观的教育改革讨论，已经很多。但对中小学尤其儿童教育的关注，在公共媒体上呈现得很少。这丝毫也不意味着中小学教育就没有高等教育重要，恰恰相反，如果中小学不能让孩子们葆有善良，懂得敬畏，养成强烈的好奇心和广泛的探索兴趣，在自我、经典与世界之间形成活泼泼的基本关系，大学阶段的教育，很可能已经太迟了。2014年10月31日到11月2日，南京，亲近母语研究院主办了一场“体制内外、课堂内外的语文对话”。对儿童母语教育做了深入探讨。版面所限，我们只能呈现部分内容，供关心中小学教育的读者参考。母语教育可分解为四个层面的目标：一是让孩子们具有成为一个现代公民所必需的听、说、读、写能力。在此基础上，语文教育还应是一个民族语言文学的教育，培养未来公民的心性、情感、想象力。其三，还应包括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以及第四，文化中内含的生命智慧，民族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审美意趣等。打手电在被窝里读的才是好教材“欢迎教材主编张庆、朱家珑公开回答。”给孩子们的公开课结束后，杭州越读馆语文教师郭初阳面对台下六百多名体制内外的语文老师，对《鞋匠的儿子》一文里的插图提出疑问：是不是把一张“9·11”后反恐时用的图，用作了林肯总统演讲时的图？这已不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对小学语文教材提出质疑。早在2009年7月，“亲近母语”创始人徐冬梅就与郭初阳、特级教师李庆明等组织了一场针对小学语文教材的大讨论，两天半讨论的成果之一，是出版了一本《小学语文教材七人谈》。在这本书里，徐冬梅认为小学语文教材的主要问题，仍是从学拼音、字、词、语法等出发，“科学主义、工具主义占主导”。郭初阳提出，一本能让小孩子愿意打起手电在被窝里偷偷读的教材，才是好教材。这样的教材，内容主要应是童谣、童诗、故事、童话、神话等。如中国海洋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朱自强所言：儿童上小学前已听了很多故事，从学前阶段到小学阶段，教育不能脱节，要利用学前的根基，“就是小学语文教育要儿童文学化”。现在流行的人教版、苏教版、北师大版都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郭初阳、蔡朝阳、吕栋几位70后一线语文老师概括出三套语文教材的四大缺失：第一，经典的缺失。缺少好文本，即使来自经典，也多被改编得面目全非；第二，儿童视角的缺失。“大部分都重在说教，极少有真正符合童心，富有童趣的”；第三，快乐的缺失；第四，事实的缺失。比如，几个版本的二年级下册都有的“爱迪生用智慧救母亲”的故事，经考证，是虚假的。与对小学语文教材的这种批判呼应，20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民国老课本”。这套课本，是1902年由当时的商务印书馆编印出版的第一套近代成功的新式教科书。此次出版，编选者将其分为启蒙、常识、歌谣、修身、故事、童趣六大类。看分类即可知，与现行语文教材的编选思路差别巨大。譬如启蒙卷第一课，是一个硕大的“人”字。不是人世间孤零零的一个人，而是配了一幅大人们穿着长衣短褂的家庭图：有爷爷奶奶，有父母，有兄弟姐妹。再如《晨起》课，简单十余字：晨起，见父母，问安。兄弟姊妹，相见，问好。人文精神植根于家庭的孝悌和礼节，正是中国人最基础的生活形式。冉云飞一直研究废科举以来的语文教材，他有段话总结20世纪上半叶的语文教材编纂情况：教材的编写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大出版社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北新书局等争相延请诸如蔡元培、张元济、陆费逵、舒新城、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傅葆琛、陶行知、陈鹤琴、张雪门、赵景深、姜亮夫、蒋伯潜、蒋维乔、庄因等名家编纂教材，其竞争之激烈，有目共睹。由于大学是自行招考，故不需要全国统一教材，因此，教材的编辑出版充满活力，老师甚至学生成为教材是否畅销的终极裁判。徐冬梅在2003年创办了“亲近母语”研究院，研发适合儿童阅读的经典文本，如诵读教材：《日有所诵》；文学教材：《我的母语课》；写作教材：《我的写作课》等系列，并将这些文本课程化。但目前的语文课程标准中依旧提“课外阅读”，徐冬梅说：“我不同意这个概念。阅读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