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史料讨论的学术价值与地位经过一年多的充分准备,“中国现代文学新史料的开掘与讨论国际学术研讨会”终于召开了。在这里,请容许我代表中国现代文学讨论会,向中国作协、中国现代文学馆以及所有支持这次会议召开的单位与个人,表示深深的感谢!当然,我还应当把这一谢意敬献给所有参加这次会议的学界同道,特别是来自国外的朋友们。今日我们在这里谈论史料工作,不会忘记前辈学者的巨大奉献,也不会忘记他们所走过的艰难道路,他们献身学术的精神与扎实的学风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可以说但凡有成就的文学史学者,在史料开掘整理方面都是下过功夫、有其奉献的,史料工作的开展靠的就是众多学者的合力同心。不过这里我们会特别想到那些用主要精力从事史料工作的一大批学者,包括阿英、唐弢、林辰、朱正、姜德明、倪墨炎、陈漱渝、吴泰昌、胡从经、马蹄疾、朱金顺、唐沅、范伯群、陈子善、陈福康、商金林、刘增杰、谢泳、金宏宇、解志熙等等。昨天我翻阅了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非常欣喜的是,五十多名会议参加者中,又涌现一批重视史料、或者以史料开掘讨论为特色的新进学者。我们召开这次会议,也是为了通过史料的话题来提倡扎实良好的学风,抵抗学界急躁的风气。现在学风的急躁,当然跟整个大气候有关,但也有它自身的渊源。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文学学科初建之时,文学史讨论对史料工作是不重视的。当时历史学界有所谓“史料派”与“史论派”之争,前者强调论从史出,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论点必须建立在材料之上;而“史论派”那么强调理论的引导领先,先有所谓正确的结论,然后找些材料去支持说明。50 年代,“史料派”根本上失去立足之地。文学史讨论出现“以论带史”的风气,机械论的庸俗社会学比比皆是,这是一种得到时代普遍接受的思想简化,自然跟当时特别重视意识形态政治化的价值专断有关。上个世纪 80 年代,学科复苏,曾经有过一段比较重视史料、学风较为扎实的时段。很遗憾,好景不长,五六十年代兴起的那种“以论带史”的风气如今又有回潮。只不过这个“论”不再是当年那种政治理论,而是其他宏大叙事理论罢了。现在学术生态不大正常,许多学者都很无奈,陷入了所谓“工程化生存”的境地,做学问不是那么纯粹,而是太过受功利的驱使,这种新的“以论带史”的方法因为比较好操作,好“出活”,所以更有市场。前天我参加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世界汉学大会”,在会上提交论文《再说文学讨论中的“汉学心态”》,就分析了这种简单摹仿、套用外来理论,以某些汉学理路作为外乡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