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物留名与东汉史学 “以史求治”是古代中国明主贤君们带有“标志性”色彩的治国理念，其所指向的是统治者在政治上对史学的需求，这种需求将史学与政权的生存、巩固、延续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统治者的“身家性命”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因而成为“官方”关注史学、组织人力记事撰史的最主要同时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进展影响巨大
宋神宗“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为《资治通鉴》“御笔”作序“赐名”，可以视为对这种政治需求的最好的诠释
但是，统治者对史学在政治上的需求，往往只局限于官方的史事记录和史书撰述等史学行为，对非官方史学的进展的影响并不大，其作用也十分有限
倒是普遍存在的“托物”“留名”以图不朽的心理需求，对非官方的史学活动具有更“普遍意义”的推动力，当然，这种心态对官方的重史行为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世人常有的这种“留名”心态，唐代着名史学家刘知几说过一段称得上是“直指人心”的话
他说：“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
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
夫如是者何哉
皆以图不朽之事也
”从现在可以看到的历史资料来看，这种“心态”在东汉以前似乎还不明显，但自东汉时起就变得日趋强烈了
东汉前期的着名学者王充在《论衡》中十分明确地表示，他所鄙夷的是那些虽居高位但“文德不丰”，因而“百载之后，与物俱殁，名不流于一嗣，文不遗于一札”的人；与此同时，他对因文德并茂而“体列于一世，名传于千载”者，则十分推崇
可见，王充不仅重文重德，而且对一个人是否能够“名传于千载”是相当看重的
更重要的是，这种心态是当时社会的普遍存在，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后汉慎令刘君墓碑》中对东汉时人的这种社会心理有过准确描述：“人皆有亡，贵终誉兮；殁而不朽，垂名着兮
”在这种心态的驱动下，“立碑述德”开始出现并日趋增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