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物留名与东汉史学 “以史求治”是古代中国明主贤君们带有“标志性”色彩的治国理念，其所指向的是统治者在政治上对史学的需求，这种需求将史学与政权的生存、巩固、延续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统治者的“身家性命”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因而成为“官方”关注史学、组织人力记事撰史的最主要同时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进展影响巨大。宋神宗“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为《资治通鉴》“御笔”作序“赐名”，可以视为对这种政治需求的最好的诠释。但是，统治者对史学在政治上的需求，往往只局限于官方的史事记录和史书撰述等史学行为，对非官方史学的进展的影响并不大，其作用也十分有限。倒是普遍存在的“托物”“留名”以图不朽的心理需求，对非官方的史学活动具有更“普遍意义”的推动力，当然，这种心态对官方的重史行为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世人常有的这种“留名”心态，唐代着名史学家刘知几说过一段称得上是“直指人心”的话。他说：“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从现在可以看到的历史资料来看，这种“心态”在东汉以前似乎还不明显，但自东汉时起就变得日趋强烈了。东汉前期的着名学者王充在《论衡》中十分明确地表示，他所鄙夷的是那些虽居高位但“文德不丰”，因而“百载之后，与物俱殁，名不流于一嗣，文不遗于一札”的人；与此同时，他对因文德并茂而“体列于一世，名传于千载”者，则十分推崇。可见，王充不仅重文重德，而且对一个人是否能够“名传于千载”是相当看重的。更重要的是，这种心态是当时社会的普遍存在，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后汉慎令刘君墓碑》中对东汉时人的这种社会心理有过准确描述：“人皆有亡，贵终誉兮；殁而不朽，垂名着兮。”在这种心态的驱动下，“立碑述德”开始出现并日趋增多。上自皇室，下至庶民，纷纷树碑以留名。刘勰在《文心雕龙·诔碑篇》中对于这种情况有所反映：“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中也谈及这种现象：“自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是则冢墓碑，自后汉以来始有也。”“自后汉以来，门生故吏，多相与立碑颂德。”有意思的是，欧阳修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托物”“留名”，即“托有形之物，欲垂无穷之名”。一方面，人们希望将墓主的事功“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