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猫猫”是激活人大调查的契机 “躲猫猫调查委员会”触网刑事侦察，在法律的“铜墙铁壁”前黯然收场，是必然，也是应然。以网友为主的民间调查的“致命伤”，在于其法律地位的缺失带来的调查乏力和身份尴尬。法网面前，恐怕任何长效化、机制化的努力都“插翅难飞”。 当我们把目光从“在现实中很无力”的网友转向人大的“特定问题调查”，又会发现，除了辽宁兴城、成都市锦江区等见诸媒体的极个别“例外”，各级人大启动“特定问题调查”的寥若晨星。这一人大监督的“利器”被雪藏，原因何在？ 一位长期从事人大工作的专家分析，我国“特定问题调查”制度的设计初衷，和人大的罢免权密切相连。按照我国的干部管理制度，罢免很少启动，“特定问题调查”就失去了意义。另外，在传统认识里，人大的“特定问题调查”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兹事体大，故而少用。“特定问题调查”就这样被束之高阁，有待激活。 我国“各级人大委员会监督法”第 39 条为“特定问题调查”设置了前提条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需要作出决议、决定，但有关重大事实不清的，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那么，针对公共舆论事件的调查，是否属于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范围呢？ 公共舆论事件的酿成，大都缘自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行使的不透明，而确保这些权力正确行使正是人大法律监督的职责所在。既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法有明文，及时回应公共舆论事件，人大启动“特定问题调查”理所当然。再者，“特定问题调查”的制度设计者们当初难以预料的是，互联网成为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对网上舆情漠然视之，可能引发政府信任危机。和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安全事件一样，公共舆论时间同样“兹事体大”，完全够得上“特定问题调查”的门槛。 其实，我国的“特定问题调查”范围有待拓宽。英国国会的“国政调查权”就涉及两类事件：一是对宣誓公职人员有腐败行为或不当行为进行调查。如 1936 年对泄露预算秘密的调查。二是难以启动普通民事、刑事程序进行调查而又受到公众关注的重大事件，如 1966 年的煤矿灾难事件。在我国，比之于“自己调查自己”、相对封闭的传统调查方式，“特定问题调查”更具公信力和开放性，因而更适合解答网络质疑。 换个角度讲，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公共舆论事件调查，为“特定问题调查”提供了新的制度成长空间。对公共舆论事件的调查未必都紧跟着罢免，人大常委会也未必一定做出相关决议、决定，这样既有利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