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书插画一勺力群/罗工柳/彦涵/贺友直关于书的杂感 近年以来，我在教书，编书，当然也看书和买书，但买书是有条件的，我辈能买得到而又买得起的书很有限。比方一部二十四史，虽基本出齐了，我的书架上只有几分之一，也买不全。其它的图书更不用说了。 我常常觉得，现代中国人要想多读点书，比古人来要艰苦得多。古人说“学富五车”，那是马车拉的竹简，大概“五经”加个《左传》就有了。到了汉以后，就得多读一些，李白二十岁前把书都读好了，除古人那五车之外，当然还多了一些史、子、集和《文选》之类。那个范围到底也还有限的。夏衍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闭幕词上现身说法，讲到读书的重要，说他青年时代泡到十九世纪外国文学的染缸去了，中国古籍读得少，是解放后因工作需要才逐渐补课的。这对我们和再后一辈都应很有启发。其实，相反的人恐更不在少数即《论》、《孟》史传，《诗经》、《老》、《庄》之类读了一些，而外国文学知之甚少这同样是很大的缺陷。 书的范围既然很广，中外古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专深与普及，成人与儿童，无所不包，那么，象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全面计划书的编印和出版，就不能不是一件大事情。这样的计划，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部门作整个的考虑与安排，如何实行两条腿走路，既有国家的计划，又借助于市场供求规律的调节作用，使得书的出版和供应大体与需求一致，克服出版的无政府状态和闹书荒的现象。从过去看来，这一工作似乎并不比人口控制简单些，紊乱现象是颇为惊人的。比方说，四人帮大破坏的十年，有些出版社的牌子索性收起，只挂“毛著出版办公室”的牌子了，因为纸张、机器、印刷物资都控制在那个地方，就算想印点别的书，也得从那里头想办法。毛主席著作当然要印，但别的东西一律让路，那还有什么科学知识的发展？还有什么文艺的繁荣？反正四人帮并不要这些。这不是比例失调，而是没有比例。 连年以来，我们都听说，纸张生产不足，影响到出书。但是，另一方面，大量书刊报废，浪费纸张的事比比皆是。四人帮要批所谓“三株大毒草”，下令全国大批印原文，有些地方则不待下令，闻风而动(我们是一个对风特别有兴趣的国家)，几百万份在几天之内就印齐了。光这一项所报废掉的纸，大概就够印几千种科学或文学书籍。事情是否仅止于此呢那并不见得，因为某些人的长官意志也大可以造成其它的书灾。 说到具体的部署，那问题也不少。以影印或重排古籍而论，计划在哪里？不知道。因为周总理讲了话，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