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维：历史和现实读戈尔巴乔夫的两篇新著 甲：最近戈尔巴乔夫忙着著书立说，在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上作了一个长篇报告，接着又发表了一本近二十万字专著《改革与新思维》，这在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间是颇为少见的。 乙：执政党领导人长篇大论的报告越来越多，写作大部头的著作的却越来越少。象戈氏这样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能偷闲写书，确实罕见。这显然不是个人对写作的爱好，而是一种迫切的现实需要的驱使。 这种迫切的需要就是要把苏联面临的严峻局势、应采取的对策告诉苏联人民，同时也向全世界介绍苏联的改革和对国际形势的新思维。 甲：两个文件涉及的问题很多，先谈谈你的总的印象。 乙：我有一个印象，就是戈尔巴乔夫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如他所说的，社会主义不但不能保证不出现停滞，甚至不能保证不发生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而目前“国家正处于危机前的状态”。有了危机感才会奋发改革，如果认为一切都好端端的，那搞什么改革？在一个并未发生严重动乱的国家，看到不足，看到停滞的趋势，从而产生一种危机感，是难能可贵的。 甲：谈危机在苏联并不新鲜，二十年代动辄就是危机，一九二一年春列宁承认苏俄遇到了“最大的政治危机”，一九二三年有“销售危机”，一九二八年有“粮食收购危机”…… 乙：但以后就不行了。苏联最后一次公开谈危机是布哈林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文章谈到苏维埃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当然其表现形式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那里是商品过剩，而在苏联则是“商品匮乏”、“商品荒”。布哈林警告说，如果不注意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盲目冒进，破坏必要的比例关系，那就不可避免地爆发经济危机随之而来的则是政治危机。 甲：这是很有见地的说法。 乙：可惜，这番话斯大林没有听进去，过不多久就成了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证。从这以后危机一词就只同资本主义国家有缘，而对社会主义国家则是个必须避讳的“禁语”一九二八年苏联为解决粮食收购危机采取非常措施，此后一步紧似一步，把广大农民赶进集体农庄，实行“全盘集体化”，结果引起广大农民的不满和抗议，他们杀猪宰牛，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暴动(过去称之为富农的反抗)，可谓苏维埃政权面临一场空前的、威胁工农联盟的政治经济危机，其严重性决不下于一九二一年的克琅施塔得叛乱。但是斯大林把这叫做什么？说是“胜利冲昏头脑”！病症是“昏头昏脑”，病因是“胜利”！此后苏联历史只有社会主义的凯歌行进。随着集体化出现的三年饥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