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庸》简介方向东《大学》《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礼记》最早就附属于“六经”中《礼经》即《仪礼》，是《仪礼》的辅助资料。到了唐代，《礼记》列在“九经”之中，宋代列在“十三经”之中流传至今，可见《大学》《中庸》一直是儒家的重要经典。《大学》《中庸》在西汉时与《论语》《孟子》并称“小经”，相对于所谓“五经”（《诗》《书》《易》《礼》《春秋》）、“六经”(“五经”加《论语》）、“七经”(“六经”加《孝经》）而言，并单行于世。《汉书·艺文志》有《中庸传》二篇，颜师古注曰：“今《礼记》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礼经。”《四库全书提要》认为：“盖子思之作。是书本以阐天人之奥，汉儒以无所附丽，编之《礼记》，实于五礼无所属，故刘向谓之通论。”宋代孝宗淳熙年间，朱熹为《大学》《中庸》做了章句，为《论语》《孟子》做了集注，把它们编在一起，合称为《四书章句集注》，从此《大学》《中庸》又加入了“四书”的传承系列。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到元代列为科举考试用书，一直沿袭到明、清，因而《大学》《中庸》的影响越来越大，是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的宝贵财富。《大学》的作者，郑玄注《礼记》此篇时没有明言，宋代有学者认为是曾子所作，如黎立武在《大学发微》中说：“《大学》其曾子之书乎？”程颐认为是孔氏之遗书，朱熹认为经文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文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比较各家的说法，朱熹的说法最为得当。《大学》的内容，说得简单点，就是古代的教育方针，牵涉到“知”和“行”两个方面。具体说来，有三大纲领：一是“明明德”，就是挖掘发现人的道德和良知良能，属于求知和修身的范畴；二是“亲民”，程颐认为当作“新民”，就是使民众日益提高自身的素质，是求知和修身的具体运用；三是“止于至善”，就是前二者所达到的境界。实现这三个纲领就是八目：“致知”“格物”“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三纲八目有七个步骤：“知”“止”“定”“静”“安”“虑”“得”。宋代金履祥的《大学疏义》说：“古者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年八岁则皆入小学，及其十有五年则皆入大学。八岁者，小子也，以其为小子之学，故谓之小学。十五则大人也以其为大人之学，故谓之大学。小学者，养其良心而谨其学业也。大学者，充其知识而措诸事业也。所谓大学之道者，谓大人所以为学之理也。”朱熹认为就是“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