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见梁惠王》教学资料文化背景孟子（约前 372—前 289），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城）人。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战国时代，各诸侯国致力于武力征伐，醉心于霸业，孟子倡导“仁政”“王道”之说，曾到过梁（即魏）、齐、宋、滕、鲁等国家，游说过齐宣王、梁惠王等，但他的学说始终没有获得施行的机会。《孟子》由孟子及其门人合著，今存七篇，每篇分上、下。篇名和《论语》相似，都是摘取每篇开头的两三个字作为篇名。孔子将“仁”作为人的最高道德规范，但他没有说明人为什么要行“仁”，孟子的“性善说”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在孟子看来，人之所以为人，人生来就和禽兽相区别的地方，是人的天性中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也即具有“仁义礼智”这四种德的萌芽。本然地、充分地发展这些萌芽，足可以保有天下；而如果不发展它们，则可能连父母都不能奉养。就这样，孟子从界定“人”的特质出发，强调了勉力行“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政治学说方面，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提出了“仁政”“王道”思想。“仁政”“王道”的核心是保民、爱民，具体做法是：制定百姓的产业，并实行低赋税的政策使百姓得以衣食无忧，上可供奉父母，下可养护妻儿；对百姓重在教化，使具备孝悌之德而尽量少动用刑罚。孟子认为，推行“仁政”“王道”对于君主来说并不难，只要把他们本性中“仁”的因素加以发展、推广即可，即“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公孙丑上》）。后世封建王朝从汉朝开始以儒家思想立国，虽然“仁政”思想并未真正实现，但不可否认它对在位者总是一种警醒，并且是士人批评时政的重要的理论武器。孟子倡导“仁政”，是和他的民本思想紧密相联的。他明确地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民”之所以“贵”，是因为得民心者得天下，而失民心者也会失去天下。由民贵君轻思想更进一步，孟子指出，像桀、纣那样的暴虐之君，是“残贼之人”，是“一夫”，臣子诛杀他们，不算犯上作乱的“弑君”。在孟子的逻辑里按照孔子的“君君臣臣夫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国君而不行君道，就不能称之为君，所以诛杀桀、纣不能算是“弑君”。孟子的这种思想真可谓锋芒毕露，毫无顾忌，难怪宋代的理学大师朱熹叹称“孟子有些英气”。庄子（约前 369—约前 286），名周，宋国蒙人。蒙究竟在什么地方，不可确考。他曾做过漆园吏。楚威王曾想任他为相，派使臣去接他，他辞不肯就。《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