苯胺事故反思苯胺事故反思一是事故发生 5 日后长治市政府才上报山西省政府，山西省政府才上报国务院，同时才向冀豫两省通报;二是信息披露后，全国舆论关注，然而从 1 月 5 日到 8 日中午，山西有关部门只草草地开了三场媒体通气会，其中空话、套话居多，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声音，最终质疑声音四起。 1 月 6 日晚 8 时，山西省有关方面才召开第一次媒体通气会，当时舆论对“迟报”质疑高涨，会上只简单介绍了长治市政府及肇事企业 1 月 5 日里实行的措施，就草草结束。1 月 7 日凌晨1 时，第二次媒体通气会召开，新闻发言人不仅迟到 1 小时，还在宣读了几组监测数据后就匆匆离去，甚至都没有对这几组数据进行解读，在场记者几乎无人能听懂，全场哗然;直到 1 月 7 日上午第三场媒体通气会，长治市张保才在会上承认“未及时上报”，并作出道歉。此后，官方再无只言片语。 由于权威信息退出舆论场，1 月 7 日下午开始各路媒体深化浊漳河两岸的农村、水库、排污渠等相关地点采访。1 月 8 日，网络上关于“长治苯胺泄漏”的负面消息广泛传播。比如，“浊漳河中出现大量死鱼，村民曾经食用”，“羊饮用河水后流产”，“山西省花 8.5亿元建设的在线监控系统失灵”等，在新闻网站、微博等“放大效应”的作用下，有关方面再次陷入被动。 南京大学网络传播讨论所所长杜骏飞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2024 年非典事件，促成了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也提高了中国民众对于突发事件信息公开、透明的要求。此次苯胺泄漏事故披露晚了 5天，是违反信息公开条例的行为，对社会和公众造成了利益侵害。 杜骏飞表示，近期瞒报、迟报等一系列事件连续发生，说明地方政府还在新旧观念边界徘徊不前，法制不够严谨，官员素养还不够高，舆论监督还不够严密，“这一公共危机事件，外在是信息公开问题，内在是执政能力问题，本质上是治理理念问题。” 针对目前山西省有关方面的被动处境，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邵志择分析说，山西省及长治市一些官员明显对媒体传播规律缺乏充分认识，没有充分意识到在危机事件发生后，信息披露“越早、越快、越坦诚，越能赢得媒体舆论谅解”的规律，而是依照传统思维，“捂盖子”或奉行“鸵鸟政策”，到最后往往都是一错再错、漏洞百出，引发舆论新一轮批判质疑。 长治市一些干部群众认为，山西及长治目前的舆论困境，是由于政府的.权威信息披露太少，有关部门不提供材料，舆论形成难免道听途说，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