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申辩读后感无论是在哲学史上还是在政治史上，苏格拉底的审判都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对于审判中苏格拉底申辩的记录，有柏拉图和色诺芬两个主要版本。由于该事件的重大意义，申辩词是有着细读价值的。柏拉图《申辩篇》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申辩，并不以寻求获得陪审团支持，达到无罪开释为目标，而更像是苏格拉底日常对话的延续，其中充满了马虻式的批评。苏格拉底的第一个批评针对的是雄辩家，认为他们娓娓动听的演说都是虚伪的。《泰阿泰德篇》中，苏格拉地区分了雄辩家和哲学家。双方都以自己的生活为善，对方的生活为恶。前者拥有演讲和使人愉悦的技巧，但心灵是不完善的；后者以向上探求为善，却不注意世间事物，通常是糟糕的演讲者。苏格拉底。并不是无视俗世的，但从认同上说，显然倾向于哲学家这一极端，而哲学家常具有的糟糕的演讲能力，似乎也在苏格拉底申辩的失败中得到了证明。但从苏格拉底的批评上看，他并不以没有获得无罪开释为失败，相反，他认为，重要的是真实和正义，而不是雄辩的技巧，这两者甚至是不相容的。针对苏格拉底的第一个攻击是。“苏格拉底经常为恶，好奇地探究天上地下的事，把坏的说成好的，还把这些传授给他人。”苏格拉底对此加以否认之后，便开始讲述德尔斐神庙神谕的事，并得出结论说，自己如果真如神谕所说，是最有智慧者，这种智慧也只是知晓自己无知的智慧，是人的智慧，而真正的智慧，只有神拥有。这既是对苏格拉底凭智慧教唆他人指责的反驳，也以声称只有神有智慧的方式表示了虔敬的态度。另一批原告给苏格拉底的罪名是。苏格拉底为恶，腐蚀青年，不信城邦的神，另立新神。苏格拉底以迈雷托士的话自相矛盾作为反驳。他提醒迈雷托士，所谓不信神的控告只对阿那克萨哥拉适用，而且说一个相信有鬼神踪迹的人不信神，是荒谬的。结束有针对性的反驳之后，苏格拉底就开始了回顾生平的第1页共19页宣讲。这部分包含了对死亡和虔敬的看法。在他看来，死亡胜于屈辱的偷生，且死后世界未必就不如现世，甚至还要更好。这样的观点在《斐多篇》中有更详尽的阐述。《斐多篇》里的苏格拉底，提出死亡可以使哲学家的灵魂摆脱肉体的纠缠，独自思考，而进入纯洁、永恒、不朽、不变的境界，达到智慧的状态。[1]另外，哲学家的自我约束和勇敢，并不是为了世俗的缘故。因为哲学家的灵魂和别人的不同，它靠哲学解放了自己，获得了自由，就不肯让自己承受欢乐和痛苦的束缚。[2]这有助于解释苏格拉底面对死亡的平静态度。《游叙弗伦篇》的内容是“论虔敬”，该篇并没有给出虔敬的最终定义，但提出了虔敬与神意，虔敬与正义的问题。在对虔敬与德性关系的解读上，calef认为，虔敬全部地、而非部分地构成了德性。虔敬并不在功能或本性上对神有所助益，但是虔敬的行为依据神意在其他方面有所促进。神的意愿在于维护家庭和国家事务的和谐，苏格拉底将自己描述为神的仆人，用哲学探讨促使公民关注美德与真理，这正是实践虔敬的行为。[3]因而，对神的虔敬同对人的正义是同一的。雅典人投票之前，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提醒，自己信神的程度远非控告者所能及。如果采用calef的理解，那么苏格拉底控告者的不虔敬，主要是因为他们关注财富胜于德性，有碍于家庭与城邦的存续，不正义与不虔敬是并存的。反过来说，义务和虔敬是共生的。[4]《克里同篇》对义务伦理进行了探讨。“法律”或“约定”这样的字眼在篇中频频出现。列奥o斯特劳斯对此的解释是，柏拉图认为，雅典城邦和民主制同理想国相比，是低劣的，“只有对于较低劣的共同体的忠诚才能来自于契约，因为一个诚实的人对于任何人都会守信，而不管他对之作出承诺的人是否值得如此。”[5]篇末苏格拉底说，他的死是因为人的不正义，而不是法律的不正义。如果他逃走，以不正义回应不正义，就是在伤害自己、朋友、国家和法律，这些都是最不应该伤害的。本篇的最后一句“神是我们的指引”，也能够反映，苏格拉底心目中的法律，并不是人定法，而具有更多自然法的色彩。也就是说，苏格拉底虽然第2页共19页对城邦采用的制度有种种批评，但并不是不虔敬的。色诺芬《苏格拉底在法官前的申辩》列奥o斯特劳斯提出，“苏格拉底在法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