谯达摩、于坚、王家新批判林童中国当代新诗的写作也遵循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原则，它在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沉闷和无所适从，“盘峰诗会”之后突然热闹起来。不排除“盘峰诗会”期间及之后带有相当多的感情因素和个人意气用事的成分，但正是这次论争，使得当下中国诗歌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又由于文学网络的推波助澜，许多诗歌与非诗歌的东西得以彰显出来。不管怎么说，这对于中国新诗的发展是有益的，虽然历史并不总是以进化论的方式在前进，但向前看总比向后看更有道理。从事物相异性的角度来考察，也许更能说清一些问题。由于我坚信“批评即选择”，于是我就只能站在我的立场上，以我对诗歌艺术本质的理解和判断来考察当下中国新诗的面貌。我并非要建立一种批评的标准。在这个写作多元化，阅读多元化，批评多元化，媒介多元化的时代，根据不同的标准作为衡量的尺度，自然容易得出不同的结论。就标准或尺度的质量而言，只有差异的区别，而没有绝对的好坏与是非之分。就当下中国新诗的情况看，虽然提出了众多的诗学命题，而且各自具有相关的文化诗学意义，但如果从影响力和相异性来讲，无疑“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和“第三条道路写作”更具有文化诗学范畴比较研究价值。当然，本文并不作总体性的比较，而是从三个各具特点的，并有影响力的诗人着手，分析他们的诗文本，只是切入的角度并不同一。刚好，谯达摩之于“第三条道路写作”，于坚之于“民间写作”，王家新之于“知识分子写作”，应该是具有代表性的。谯达摩批判：凤凰的虚无与永恒作为“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倡导者与推动者，谯达摩以他独有的诗歌方式引人注目。从年龄来看，出生于1966年的谯达摩与于坚、王家新并不属于同龄人。按照目前流行的诗歌史的划分观点，于坚、王家新在“第三代”，谯达摩在“中间代”，似乎比较研究的基点不好确定，但由于有了“盘峰诗会”，诗人年龄的差别根本就不构成任何问题。谯达摩的诗歌写作，并不存在对事物重新命名的焦虑，而且也不会对他的创造性构成负面影响，相反他对传统与个人才能的关系处理得相当从容。这得益于中国诗歌传统的滋养。我现在理解的反传统，并非将传统从我们的意识与思维中驱逐出去，更不可能从我们的血液中加以彻底的清理，甚至于也无法真正区分出哪是精华哪是糟粕，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并不能帮助我们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人们总是将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混为一谈。我也不赞同所谓的“古为今用”，表面看来这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其实是典型的工具论。科学技术可能是按照进化论而不断地向前发展，文化则未必如此。因此，反传统不是简单的继承，也不是说超越就超越了，而是创造。无论是作为诗歌写作者，还是作为诗歌研究者，都不应该忽视谯达摩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我现在主要谈他的长诗《凤凰十八拍》。它的题记很有意味：“凤凰”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这是从“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得到的启发。这首诗完成于2000年6月，它正是谯达摩在“盘峰诗会”之后思索的重要诗歌文本。在对“盘峰诗会”的看法上，我和谯达摩并不一至。我在当时是作为一个纯粹的旁观者观察着中国诗歌的变化，自认为没有处于云遮雾罩之中，而且“盘峰诗会”后中国诗坛的格局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我是从相对积极的角度来看待其意义的：无论是从诗歌史的角度，还是从诗学命题的角度，它的确成为了中国诗歌发展的分水岭！从诗学命题来看，这次会议之前，似乎只有一个已用了十多年的“第三代”，在这之后，诸如“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写作”、“九十年代诗歌”、“个人化写作”、“口语写作”、“70后诗歌写作”、“下半身”、“中间代”、“荒诞主义诗歌”等等，虽然被有的人讥为这是一个“命名”的时代，好像具有占山为王的味道，但是，不论是“真命题”也好，还是“伪命题”也罢，只要被命名，它必然有其合理性，而且总要比命名的缺失好。一般来说，只有学霸或惰性极强者才不希望旧的格局被打破。我认为文学的命名往往具有很大的主观性与随意性，很难符合科学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反科学主义的。谯达摩认为，“盘峰诗会”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