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第6期(第29卷)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62014(Vo1．29)试论清代来华西方人的中国语言水平从京师同文馆的建立说起施正宇摘要：在晚清中外不平等条约中，以西方文字为条约文本法定文字的条款，向来被看作是清朝政府建立京师同文馆培养外语人才的动因，但这只是京师同文馆建立的表层原因。除了这类条款，晚清不平等条约中，还包括了有关中外往来公函用词的条款及有关中国语言学习的条款。这三类条款的提出均与清代来华西方人的满语、汉语等中国语言水平有着密切关系。可以这样认为，晚清时期，一批精通中国语言的西方人在谈判桌上，以其驾轻就熟的语言能力延续并扩大了西方列强在军事战场上的战果，使清朝政府在遭受军事上的巨大失败之后，再一次遭受了精神上的羞辱与折磨，这才是建立京师同文馆不可言说的深层原因。关键词：京师同文馆；清代中外条约；语言文字条款；西方人；中国语言水平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清代来华西方人汉语教育史研究”(13BZS100)作者简介：施正宇，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1)京师同文馆初设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所以又称“同文三馆”，始建于1860年代初，是晚清学子学习英、法、俄等西方语言的场所；嗣后又设德文馆和东文馆(即日文馆)。冠以“京师”，是为有别于上海、广州等地的同名语言机构。建立之初，学生仅为家道中落的八旗子弟。因在旗之人不愿意放弃可令子弟晋身仕途的科举考试，所以京师同文馆又设汉文科目。因此，就性质而言，京师同文馆是为中国人学习外国语言而建立的双语或多语学校。京师同文馆固然是晚清政府为培养外语人才而设立的，然笔者以为，其肇始、建立，还与晚清时期西方人的汉语优势密不可分。一、筹建京师同文馆的直接原因明清以来的中国土大夫向来不重视西方语言，同文馆毕业生、著名剧作家及戏剧理论家齐如山曾经撰文说：中国人夙来自大，没有人肯学外国文字或语言。中国政界的意思，是外国人来到中国，都应该说中国话，何况同政府办公事呢?⋯⋯他们的思想是，外国人不懂中国话，他们便应该自己预备翻译人员，倘没有会中国话的人，就不必来交涉事情，堂堂中国政府，不能给他们代备这种人才，因自己国家的威严体面的关系，自己也不能设翻译人员。因为这种思想，所以从前与外国交涉的公事，无论来往都是用汉文。①可到了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诉等人忽然奏请气若游丝的咸丰皇帝，提议筹建“外国①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第323页。·79·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语言文字学堂”，也即后来的同文馆：闻广东、上海商人，有专习英、佛、米三国文字语言之人，请敕各该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并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①谈及这一提议的历史背景，有学者认为，是中西语言障碍迫使清朝政府下决心培养西方语言人才的，特别是此前不久签订的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中有关文本文字的规定，是促成京师同文馆建立的直接原因。~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是这样规定的：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此句英文本无)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③同时签订的中法《天津条约》也有类似的条款：凡大法国大宪、领事等官有公文照会中国大宪及地方官员，均用大法国字样，惟为办事妥速之便，亦有翻译中国文字一件附之，其附件尽力以相符，候大清国京师有通事谙晓且能译大法国官员照会，大法国官员公文应用大清国字样。自今以后，所有议定各款，或有两国文词辩论之处，总以法文做为正义⋯⋯其两国官员照会，各以本国文字为正，不得将翻译言语以为正也。英法两国提出以自己的母语文字为条约文本的法定文字，双方如有疑义，也只能以英、法文为“正义”；清朝政府无人通晓西方语言，也就无法顾及自身的话语主权和国家尊严。谈判桌上，语言不通成为清朝政府维护本国利益的最大障碍，奕诉对此深有体会：“臣等每欲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外国条例，俱系洋字，苦不能识。”不通西方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