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私家修史举例 在清初顾、黄、王三位“大师”提倡的“经世致用”风气推动下，清初史学出现了活跃和繁荣的局面。梁启超说：清初诸师“皆治史学，欲以为经世之用”，“于宗社之变，类含隐痛，志图匡复，故好讨论古今史迹成败，地理厄塞，以及其他经世之务”。[１]因而史家备出、史学着述不断涌现。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约 100 年间，私修史学的成就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明史纂修，二是舆地着述，三是古史编写，四是史表补修。四者之中，以明史纂修最为突出，最能体现其间的史学特点与成就。一、明史纂修自顺治元年清朝入主中原，至康熙十八年征集 50 名“博学鸿儒”入选翰林院编修《明史》的 35 年间，官修明史没有丝毫进展，却出现了一个私修明史的浪潮。孙逢奇《甲申大难录》、傅维鳞《明书》、吴伟业《绥寇纪略》、钱士馨《甲申传信录》、谈迁《国榷》、张岱《石匮书》、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庄廷钅龙《明史纪略》、计六奇《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查继佐《罪惟录》等等，都是当时有影响的私修明史着述。康熙四年，清廷重开史馆，征集史料，于是又有一些私修明史推出，除上述《明季南北略》外，黄宗羲《明儒学案》、王夫之《永历实录》等都在此间完成。这股私修明史的浪潮，与“国可灭史不可灭”的遗民心态有直接关系，其中自然亦多包含“以史经世”的意思。自康熙十八年诏修明史至康熙末年，私修让位于官修。明末遗旧中部分着名史家，如万斯同、潘耒等，以私人身份进入官修明史行列。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后，不再有人私修明史了。1．明遗民着述清初私修明史，明末遗民是一支基本撰着队伍。他们“守志不屈，身虽隐而心不死，至事不可为，发愤着书，欲托空文以见志。[２]”以下，就《国榷》、《石匮书》、《罪惟录》等三部有代表性的明史着述加以介绍。1）谈迁《国榷》谈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称“江左遗民”，海宁枣林人。据天启丙寅三月自序，知《国榷》始纂于天启元年，至天启六年初稿已成。其自序云：“窃感明史而痛之，屡欲振笔，辄自惭怒臂，不敢称述。间窥诸家编年，于讹陋肤冗者，妄有所损益。”顺治二年，《国榷》续成崇祯、弘光两朝史事。至此，已是“六易其稿，汇至百卷”。不幸的是，顺治四年八月，书稿被盗。在心力殚竭的情况下，谈迁决心再纂，顺治八年完成第二稿。十年，携稿至京，访问明朝降官、皇亲、太监以及公侯门客，搜集口述遗闻。同时，参阅着名藏书家曾溶、吴伟业、霍达等藏书以及事涉明史的未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