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DIO＆TVJOURNAL2021.3“粉丝”一词由来已久，为英单词“fan”复数“fans”的音译词，也被译为“迷群”，泛指追星族、某某迷的人群，即对某一事物、某一个体、某一群体有狂热崇拜情绪的追随者或拥护者。2005年《超级女声》的横空出世使“粉丝”在中国大陆广泛流传开来，这一节目成功输出了李宇春等第一批拥有超体量粉丝群体与国民认知度的“草根偶像”，当时粉丝们用短信投票的方式决定偶像是否出道，成为粉丝参与偶像生产活动的最早尝试。由于日韩“饭圈”文化向中国内地不断浸染，Web2.0时代社交媒体为粉丝文化发展提供技术土壤，粉丝文化逐渐进入全新的2.0时期。饭圈的粉丝开始以更主动的姿态参与到与偶像相关的传播活动中，并增强了个体粉丝之间的互动联系，以秩序化、组织化的“粉丝社群”形式进行实践，展现出了惊人的行动能力。正如安德莉亚·麦克唐纳在《不确定的乌托邦》中对粉丝的定义，相较于其他人来说，粉丝是会更加仔细、认真地去解读文本的人。他们会通过解读文本，来认同文本所传达出的价值观和信仰，同时还会认同同样拥护这一文本的群体①。网络空间中的粉丝个体通过加入具有相同价值观与审美取向的粉丝社群，以集体性的生产行为干预偶像的职业生涯，“反黑”即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粉丝实践之一。本文试图在传播仪式观的视域下，分析网络粉丝社群进行“反黑”的行动逻辑与展现出的仪式性特征。一、仪式观下的粉丝“反黑”行动渊一冤传播的仪式观1989年，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出版《作为文化的传播》论文集，针对当时盛行的模式化、功利化实证研究提出“传播的仪式观”，成为仪式进入传播学研究领域的起点。他将传播研究分为“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两种，前者即当时传播学界的主流观念，认为传播是为达到控制目的进行的信息传递过程；后者则主张应从仪式的角度定义传播，其应与“‘分享’（sharing）、‘参与’（participation）、‘联合’（association）、‘团体’（fellow-ship）及‘拥有共同信仰’（thepossessionofacommonfaith）这一类词有关”，传播“并非指讯息在空间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指共享信息的表征”②。凯瑞指出，“传播的仪式观”源于一种强调祷告、圣歌、典礼的明确宗教观，其意义在于建构并维系一个拥有共同信仰、有意义的文化世界，而非对人类智慧成果的传递。渊二冤粉丝野反黑冶的行动逻辑诞生于互联网的粉丝“反黑”行动，本质上是一种由粉丝自行组织、自发生成的集体性公关举措，意在通过对“恶意”评价偶像的言论或账户进行统一举报投诉、重复性搜索关于偶像的正面内容来“净化”、主动生成大量带有宣传“安利”性质的文本，以占据网络空间等行为，干扰网络空间中其他用户关于偶像的讨论和评价，以此实现对偶像形象的维护。在传统媒体占据主导地位的Web1.0时期，明星艺人的危机公关通常由专业的公关公司或工作团队进行，以新闻发布会或媒体稿件等形式回应舆论关切、进行事实澄清与形象修复，呈现一种单向的信息输出状态。而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过去由少数媒体垄断的发声资源变为任何个体可获得的传播渠道，普通粉丝亦获得了这种被下放的权力，可以自由参与到与偶像艺人相关的信息传播活动中。此外，正如克莱·舍基所言，互联网降低了群体建构的成本，使建构群体的努力变成一件“简单得可笑”的事情。互联网高度连接和去中心的特性扩大了粉丝交往的社会空间，缩短了粉丝互动的表意时空距离，使得粉丝可以快速准确地在互联网中连接具有共同兴趣和属性标签的个体，形成粉丝社群，从而进一步参与和偶像资讯相关的话题讨论，在符号互动的过程中建构群体认同，以此实现粉群凝聚力的提升。“反黑”作为粉群互动的常态性实践活动，一般由特定的组织如“xxx反黑战队”“carexxx—xxx反黑组”牵头进行，通过建立网络社群、定期发布相关任务、规定反黑目标等形式完成反黑活动。反黑过程对举报成功等实质性效果并非有绝对的要求，同时亦非皆出于对艺人形象维系的目标，而是一种有着强烈仪式性的集体宣泄行动，粉丝在以集体的面貌与网络空间中的其他个体或群体形成对立时，也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