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序教学目的解读毛诗序，了解诗歌情感特质和毛氏对《诗经》的解读教学内容产生于春秋中期的《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所收录的是我国最早出现的纯文学作品，因此诗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实际上是文学的代称，关于诗的理论批评也就具有文学批评的普遍指导性。先秦诗论起于儒家，宗法儒学，从理论上强调言志，很早就提出了“诗言志”这一开山的纲领（朱自清，《诗言志辨》）。《尚书·虞书·舜典》曾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即便《舜典》绝不是三代之文，可能出于战国，甚至更晚，然而“诗言志”的观点此可见先秦诗论尚未明确涉及诗歌情感性的特质，没有抒发内心情绪的“诗缘情”的自觉认识，故此是片面而不完整的。首先接触到诗的情感特征，并将其与言志联系在一起予以较系统地论述的，则是完成于汉代的《毛诗序》。《毛诗序》有所谓大序、小序之说。小序是指传自汉初的《毛诗》三百零五篇中每篇的题解，大序则是在首篇周南《关雎》题解之后所作的全部《诗经》的序言。这里所说的《毛诗序》即指大序。关于《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在《儒林传》中还是只说：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均未指明毛公的名字。后来从郑玄到三国时吴人陆机，又相继传出有鲁人毛亨为大毛公，赵人毛苌为小毛公，皆在汉初先后治《诗》。至于《诗序》则有孔子弟子子夏所作的说法。一直到清代，就呈众人各持一辞争执不下展，并形成文章，其后再由毛苌弟子辈不断加以修订完善而成。《毛诗序》是目前我们能够见到的文学史上第一篇诗歌专论。即此而言，它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上所具有的开创之功，已经是十分令人瞩目的了。然而更重要的是，它首先注意到了诗歌创作最本质的情感因素，并且明确地将情与志紧密联系在一起，去论述产生诗歌的动因，提出了抒情言志的新观念。《序》文一开始就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就不仅是承传了先秦以来所认识到的诗歌是心志、怀抱等理性表现，而且阐明了理性表现要靠情感的萌动。固然心志用语言表现出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进一步指出了诗歌在情感的强烈抒发过程中所创造的审美属性，以及由艺术美而引起的巨大感染力。应该说，《毛诗序》以上对《诗经》情感特质的论述，除了因为当时诗歌创作尚未从附属于音乐舞蹈的初始状态独立出来，成为自觉的语言艺术，故而表现出的混于乐、舞的局限性之外，就其本质而言，已经接近了文学自觉时期的诗歌理论。这无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对后世诗论影响极大，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关于诗缘情以绮靡的缘情说理论就始于此。但是，《毛诗序》以上对诗歌情感特质开创性的论述，在下面评议所谓《诗经》的六义四始时，却又陷进了先秦儒家诗教所论只能为礼义政教服务的怪圈中，而出现了矛盾和谬误。这段全文如下：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情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个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这里所说的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出了这一结论，提出要发乎情，止乎礼义.于是便背离了前面所论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广泛包容性，而退化为情感必须规范于人为的属于意识形态的礼义之内，失去了热情活跃富于创造力的自由驰骋，成为统治者手中的工具。因此，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这情就不再允许是真正属于本性的情，而变为虚假的投合统治者专制口味的情上以...
